（獨媒特約報導）鄭家朗的名字，是何時開始受到關注？若是2014年後仍有留意學運的人，可能會對他有一點點印象；但對更多人而言，他的臉孔和名字是在反送中運動開始後，才開始熟悉起來。特別是《國安法》立法前夕，因為罷課公投和文憑試中史科取消試題等事件，幾乎隔天就能在新聞上看到他。
不過，自《國安法》立法後，他仿佛從社交平台和新聞中消失了，親中媒體更指他已離開香港。至8月中，鄭家朗因通識教科書政治審查一事召開記者會，才承認自己曾因家事離開一段時間。他在是次訪問中向《獨媒》記者坦認，雖然選擇了留下，但其實他非常不想、也未做好坐牢的心理準備。
既然如此，為何不走？他的答案和許多人一樣老土，而且不理性：「我都係唔捨得呢個地方。」
不走，就要思考如何繼續，和面對後果。「如今好多嘢唔知做嚟有咩用，無力感好重，但都係都係做咗先講。」他刻意不去思考後果：「說服自己去接受呢樣嘢，做咗先。」
從工聯會義工到眾志副主席 通識科的政治啟蒙
這名前香港眾志副主席兼前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發言人生在「藍絲」家庭，小時候經常到工聯會當義工。鄭家朗說，那時自己會對工聯會種種說法照單全收，偶爾還會和同學爭辯：「起錨係好架喎！」、「 點解要鬧政府呀，政府咁好！」
直到讀中二那年，國民教育爭議爆發。好奇心強的鄭家朗認真了解過兩邊的說法，開始覺得工聯會在瞞騙他：「唔係淨係話係公民教育咩？」他跑去和工聯會對質，但沒有人能說服他；而因為年齡、思想上等差異，他亦漸漸退出工聯會的圈子。
上到高中，通識科為他打開另一個新世界。鄭家朗說，他的中學老師會鼓勵學生討論社會議題，亦容許他們學生舉辦公民論壇、民主牆等：「如果唔係通識科或者學校的環境咁開放，可能我到呢一刻都繼續俾人呃緊，亦都唔會有思想上的轉變。」
但真正踏入社運，鄭家朗指應該是14年雨傘運動之後。傘運初期，他雖然未有參與，但總愛與人辯論「點解我哋要參與罷課會」的問題。後來傘運以失敗告終，他即使想加入學民思潮，亦因學民解散而無從入手，輾轉之下加入了香港眾志。
眾志3周年會慶晚宴上。（資料圖片）
初入眾志的他只是街站義工，但他說非常享受擺街站時和他人理論的過程。到後來，眾志主力黃之鋒、羅冠聰、林朗彥相繼入獄，他便當上籌委、擔起大旗；而當眾志著力開拓「國際線」時，他則繼續跟進著各式教育議題，負責籌辦記者會、發起聯署、出席公聽會等。
教育制度下的人版
云云議題中，為何特別對教育感興趣？
鄭家朗說，自己的改變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了教育的重要性，而通識科對他別具意義。作為過來人，他亦深深明白制度帶來的痛苦，「接觸知識應該係好開心好興奮，但面對住學業就變得好痛苦」，「尤其要考DSE下下都好似要生要死咁」。
現正於香港樹仁大學就讀社會學科的他，說自己入大學前充滿「美好的想像」，未料現實總是與想像有落差：「樹仁唔係嗰一回事，唔單止落堂會打鐘，仲會有記大過，遲到會記缺點，又冇得sit堂。」他如數家珍，一一列舉樹仁的缺點，「上堂又無辦法同個professor溝通，人哋上堂係PowerPoint，我哋嘅係『Power Essay』——個professor連PowerPoint都懶得整，成篇essay放入PowerPoint當教材！」
他曾任學生會評議會主席，嘗試過向學生事務副校監反映，又加入學生事務委員會提出改革方案，惟都以失敗告終。他說這樣不是真正學習的過程，「只係食完嘔返出嚟」，但他亦因此下定決心，要改革香港的教育制度。
監視、跟蹤、襲擊——當恐懼成為生活一部分
反送中運動爆發後，鄭家朗以「香港眾志」副主席的身份，與另外兩個學生組織「青年政治關注組」和「香港思流」組成「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發起罷課、集會、校內文宣等。
最初，他只是希望讓學生表態，把年輕一代的聲音帶進社會，沒想到9月2日的罷課集會結束後，他在回家途中遭陌生男子襲擊，須到醫院驗傷。之後是監視、跟蹤，直到今年6月，「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聯同「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就《國安法》發起罷課及罷工公投，他於是成為繼梁家傑、楊岳橋、黃之鋒和戴耀廷後，第5名被國務院港澳辦點名批評的人。
在鏡頭面前，他總是盡量表現得無所畏懼，因為他覺得這是公眾人物的責任——但事實上，對20歲的他而言，恐懼早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見到好多朋友無端端俾人拉咗，都有幻想過有一日朝早起身，就係因為被國安敲門。」
6月12日，鄭家朗、黃之鋒和羅冠聰回應被國務院點名一事。（資料圖片）
「我非常唔捨得呢個地方」
反對《國安法》的罷課行動最終因實體票數不足而取消。沒多久，《國安法》正式殺到，黃之鋒、羅冠聰、周庭宣佈退出香港眾志，眾志即日解散，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亦陷入停擺。有段時間，鄭家朗在鎂光燈下消失，社交平台也沒有更新；親中媒體報導指，他已和羅冠聰一樣離開香港。
問他報導是否屬實時，他沒正面回應，只笑著說了一句：「你見到我宜家喺香港。」
後來，他在記者會上承認自己確實因為家事，離開過一段時間。記者於是問他，離開時有沒有想過索性一走了之，不再回來香港？「所有人若果離開，都會有諗過呢個問題，而我非常唔捨得呢個地方，最終都選擇回來。」
6月3日，中學生籌備平台就考評局取消文憑試歷史科試題事件，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資料圖片）
鄭家朗認為，現時大家只是進入一個調整期，去適應一個新的環境。不過，人們還未來得及適應，教育界已經響起警號：近日多本通識教科書疑作政治審查，刪去公民抗命、法治人權等「敏感」內容，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繼續放話，說要研究在課程中落實教授《國安法》，又稱香港「從沒有三權分立」。
鄭家朗說，自己暫時沒打算停下來，「呢個制度孕育咗我，雖然呢個制度唔係好，但至少教識我哋咩嘢係正確的事，點樣明辨是非。」他計劃，日後繼續以教育倡議組織「教育野」發言人的身分，做他這些年來一直在做的事。
8月21日，記者會上。（資料圖片）
「做咗先」的原則
鄭家朗做任何事，都堅持「做咗先」的概念，這似乎有種不計較後果的意味。「是刻意唔去諗件事的後果，擔心諗得太多會被束縛住……只有一種衝勁先可以令好多嘢發生到 ，太多計算反而無法成事」。
會有底線嗎？他思索一會兒，「暫時未有一條好清晰的底線，亦無得去預計有冇底線，只能夠唔去思考。」
他覺得，即使每個人都應該幻想過被捕、被監禁的一天，但不會有人有完全的心理準備；若真的要接受監禁，就只能像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說的那樣：「煮到埋嚟就食。」
逃避可恥，但或許有用？
問鄭家朗有什麼興趣或娛樂，他好像有點困擾：「冇喎……」想了一陣子，他才說最近的減壓方式是在Netflix看《The Good Place》，和每個月玩一次「密室逃脫」。後來談起他初中時曾參加劇社的事，他顯得很高與，半帶自豪地說，「玩話劇嘅時候，我攞過兩年最佳男主角！」至於為何鍾情於話劇和密室逃脫，他自言喜歡代入角色的感覺，亦享受成功解謎、逃出密室的感覺。
記者於是問他，是否覺得現實中有很多東西束縛住，因此希望透過話劇和密室逃脫去體驗逃出的感覺？他沉默了數秒，坦言承認的確有，無論是家人、社會環境、學校空間、甚至《國安法》，都是他的束縛。
「如今好多嘢唔知做嚟有咩用，無力感好重，但都係都係做咗先講。」他有點無奈：「就好似嚟緊想做教育議題倡議，雖然依家大政治搞唔掂，講政策都無咩意義，但都說服自己去接受呢樣嘢，做咗先。」
那他到底是說服自己，抑或欺騙自己？聽到問題後，他猶疑了數秒：「說服吧……」他說習慣讓自己處於忙碌的狀態，那就無暇處理負面情緒了。
但若有一天，工作再無法麻痺失落的情緒呢？這次他沒想太久：「我答唔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