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前天（7日）頭版標題是「核心區23巨舖棄租，涉30萬呎」。這僅是香港經濟螺旋式下滑的最新例子，但就有一種凶兆意味：由中美脫鉤、撤資潮、失業常態化、人口高齡化、無限量寬加上武肺後遺等不利因素混合而成的經濟危難，與我們距離又拉近一步。
林鄭政府忙於做甚麼？
止暴制亂2.0，全民檢測，文革式批鬥傳媒、法官、醫護、教師，準備搞健康碼、大灣區投票和強制巿民檢測等等；經濟方面，勒令飲食娛樂場所停業，卻不用業主減租以分擔損失，至於「保就業」計劃，就構思欠周詳慎密，且以僱主利益為先。眼看第四波疫情逼近，已經／隨時失業、靠穀種度日的市民舉步維艱，財政枯竭，政府剩下兩張牌，一張叫「背靠大灣區」，等於董建華時代就開始叫人背靠祖國和北上發展，得把口；另一張，便是曾獲38位經濟學者——包括芝加哥學派的香港代表王于漸和雷鼎鳴——力撐的「明日大嶼」。
不同界別人士都曾經提出堅實理據，反對倒錢落海（筆者也寫過一系列文章分析為何38位經濟學者不可靠）。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日前在面書，做了簡潔而扼要的總結：一、沒有需要（人口2043年見頂，比預期少一百萬）；二、.耗資不必要地巨大（尤其在疫症後的時代）；三、存在眾多其他選項，可更快提供建屋土地；四、人工島孤懸海中，製造本來沒有的氣候風險和安全風險。
這還未計沉重的環境和生態成本，有大量海洋生物—包括以此為繁殖及棲息地的白腹海雕、全球獨有的鮑氏雙足蜥、稀有的軟珊瑚海筆等—將會受到滅頂式浩劫。生命無價，人類就算為了私利而破壞大自然，亦應盡力減少對地球上其他住客造成傷害，何況「明日大嶼」注定得不償失，所謂的「得」，亦多數落入個別發展商和大型工程公司老闆的口袋中。
明日大嶼是無底深潭
港珠澳大橋使用量嚴重偏低，三跑工程可能要政府再注資過千億，「明日大嶼」更誇張、更離譜，連政府自己都無法否認財政負擔是個大難題。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近期放風，稱會研究公私合營作為「明日大嶼」的財務安排。他又以早年沙田第一城為例，指填海費用可由私人機構承擔，私人機構拿小部分土地起屋賣錢，大部分土地就交回政府興建公營房屋。這說法極其誤導。首先，那年代和當今的國際局勢、政經環境差天共地，無從比較兩者之間的成本效益和財務風險。再說，在海中心填個島出來，與靠岸填海，根本是兩回事，無論成本抑或難度都欠參考價值。到底哪裡來一個或一幫發展商有如此巨大的財力和冒險精神，願意顆拍政府押下這麼瘋狂的賭注呢？
就算有，而最終又完成整項工程，填海得來的地，若非以天價出售，根本無法回本。但如此一來—就算賣得出—在這些貴價地皮上的樓，一定也價值不菲，情況類似市建局拆樓重建，把樓推出市場，旨在供（大陸）豪客投資和炒賣，不是用來解決香港人（特別是原區居民）的住屋和空間使用問題。但市建局巧取豪奪，起的樓始終坐落在巿區，容易散貨，明日大嶼呢？一旦賣不出，或像海航那樣食大茶飯卻爛尾，洗濕個頭，填海填一半，無法中途放棄，政府唯有硬食，繼續注資入這個無底深潭，加深財政危機，並將大大減少對付疫後蕭條的彈藥。政府庫房充溢，也不會善待窮人（王于漸和雷鼎鳴等「國師」總是鼓吹自食其力），一旦手緊，便更加會削減對生活有問題者的支援。受苦的起初可能限於基層，但很快將擴大到經濟體質轉差而向下流的中產。
房屋金融化是禍根
聯合國適足住房權問題特別報告員Leilani Farha 2017年接受《衛報》訪問，就financialisation of housing發出警告，指摘近年不受控的全球資本令大城市旺區的樓價或租金颷升，跟中產及基層脫節。Farha 稱，大城市一味興建超貴物業，所形成的社區失去住屋的社會功能。窮人被逐，加劇財富不平等，以至在市中心製造出社交死水的區域－這是residential alienation 的過程。她又提到，樓宇買家往往是買來投資，不介意丢空房屋，使僅餘的住戶缺乏鄰里關係。對香港人而言，這些畸形現象可謂毫不陌生。而令房屋的功能變質、異化，以至扭曲城市的健全發展，除了各大地產商，擁有公權力的市建局做得更癲、更盡—觀塘的重建項目，把一個充滿本土特色和文化活力的社區摧毀，打造成富戶的私人城堡，正是一個惡名昭彰的案例。
每次見傳媒都出口術說會蝕錢的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2017年曾發表網誌，指「納米樓」成行成市反映市場有龐大需求，合理化市建局的劣行。韋志成甚至教人發揮創意，善用空間，並提供設施，使人住在鞋盒般大小的斗室而不覺得委屈。這種在中大地理學者伍美琴口中「建城不見人」的發展邏輯，「重點在於增加（地產）巿場上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而非增加土地的使用價值（use value），讓人使用空間而得著身心靈的發展」，其實是要賺到盡，毋視規劃公義。一個理應看重社會福祉、以建設宜居城市為首要目標的法定機構的高層，竟然倒行逆施，根本是香港這個富庶城巿的恥辱。
但情況之壞不止於此，市建局帶頭推廣納米樓，是會產生傳導和擠壓作用的。假如市建局有做好本分，能以人為本，以社區為本，提供人性化的選擇，至少可發揮示範、制衡和對沖作用，為貪得無厭的各大地產商帶來一點競爭壓力。但她沒有，更化身牟利至上的發展商，向弱勢開刀，向原本有互助互惠功能的社區和低消費經濟圈下毒手，使香港的城市建設與巿民的基本和人性化需要背道而馳。由於土地和空間的多元價值、接地氣的街景風貌、社區的獨特節奏與人情味等一一被扼殺，變成利潤極大化的金融產品---這正是房屋金融化的原理---納米樓和偽豪宅各種古靈精怪的東西，亦假借市場有需求之名而應運而生。芝加哥學派經年散播「巿場有自我調節功能」、「市場比政府更有效率」、「政府不應干預巿場」等論調，洗了不少人腦，正好成為韋志成這種睇錢至上、視人的居住權如無物的發展商用來做護身符（請留意，筆者並非崇尚「大政府小巿場」，而是反對把問題二元對立起來，動輒簡化做非市場即政府的語言偽術）
由於房屋巿場不利於遲出世的人，社會又對適切居所欠缺概念和堅持，不少人只好扭曲和壓縮自己的需要，就算單位不合理地細小，也被迫買或租來住。這便是韋志成之流口中所謂的「巿場」來源，當中包含社會極大的不公義——譬如說，十年前投身社會，可以用百多萬買到一個300尺的單位，現在就只能買到納米樓，公平咩？為何政府不就人均面積作適當的規管？這就是富效率的市場自行調節的結果？終於，假借市場自由之名，習非成是，劏房尺價貴過豪宅。當住屋問題惡化到一般人都頂唔順，地產商亦變得無乜肉食，這時候，團結香港基金便大力倡議「明日大嶼」。
團結香港基金背後，就是一群大地產商及與其有千絲萬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