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反送中運動爆發至今逾一年，過往街站、遊行、集會處處的景象早已消失，街頭上留下的痕跡亦被清洗得一乾二淨。曾經，學生組織遍地開花，但在後《國安法》時代，不少組織轉趨低調甚至解散。
唯獨有個學生組織，並未因《國安法》的實施而卻步，這幾個月來繼續擺街站、舉辦抗爭攝影展、呼籲公眾寫明信片予12港人，連月來多次被警方發告票、登上左報頭條，甚至有成員被捕。
問今年5月才成立的賢學思政，為何反在社運低潮期時高調行動，召集人王逸戰說：「其他人會覺得驚、會覺得攰，所以需要一個咁樣嘅學生組織挺身而出」。
絕望中創立賢學思政 望走出一條新戰線
有別於其他在反送中運動初期已成立的學生組織，賢學思政是於今年5月尾，疫情肆虐、社運逐漸靜下來時才成立。王逸戰說，當初因為對局勢感到絕望，「一直原本堅持的戰線根本無得行落去」，故希望以「有光環」的學生身分成立組織，「搵一個新的出路」。
令人好奇的是，明明學生組織多不勝數，為何選擇自立門戶？王逸戰笑說，曾想過加入其他組織，但最終打消念頭：「有啲擔心其他學生組織同我理念唔同」。他終與一班運動中認識的戰友、學校關注組的朋友等一起組成賢學思政。
賢學思政在社交媒體上除談及教育議題外，更多的是12港人被捕、泰國和白羅斯的示威，還有本土身分認同的探討。 王逸戰解釋，不少學生組織以關心教育問題為主，但他認為社會上其他議題都值得關注，「唔係淨係因為學生嘅身份，就淨係關心學生啲嘢，而係應該關心整個社會的不公義」，「只係我哋用學生角度出發，去關心政治」。
或許，組織成員年齡橫跨中三到大五的賢學思政，更近似由學生組成的政治組織。
國安法未阻抗爭決心 每週擺街站盼喚醒港人初心
《國安法》通過後，不少以往活躍的學生組織或偃旗息鼓，或主力經營社交平台的文宣。相反，賢學思政不僅繼續運作，還越走越前，在街上頻頻嗌咪搞街站。
王逸戰透露，《國安法》實施前，組織曾以投暗票方式決定會否繼續運作，結果以95比5的大比數通過，討論過程中也沒有太大的爭議。記者聽畢難掩驚訝，難道沒有感到憂慮？王逸戰解釋，恐懼感一定有，但覺得「一定有一個餘地比我哋繼續做」。
自言為傾向「行動派」的賢學思政，便嘗試最大化有限的空間抗爭。他們搞抗爭攝影展、又辦給12港人寫明信片的街站，王逸戰說，既是希望突破社交媒體同溫層，在街頭接觸不同年齡層的人做到政治啟蒙，為未來的抗爭作準備，也是希望「保持抗爭熱度」。
「會覺得大家開始淡忘，大家都攰啦」，王逸戰語帶失落說。運動爆發至今逾一年，當初不少一起抗爭的戰友也逐漸退出，社交媒體不再分享文宣，「變番做一隻港豬，淨係識得吃喝玩樂」。他明白不少人因運動低潮而感挫敗，但仍希望透過自身行動「喚醒大家的初心」、「令一班曾經有希望嘅人有返希望」，因為「只要有人堅持落去，呢個運動就唔會完結」。
運動越發冷淡，但賢學思政的街站每每都有路人駐足細看，也有許多人低頭默默寫下自己的一言一語。王逸戰記得，曾有母親帶同子女指著展板「良知」二字，也有年邁的公公婆婆為12港人寫明信片。
令他和一眾成員最深刻的，是有次街站，12港人的家屬之一——廖子文的父親到場寫明信片。「原本我諗住收完就算，但係佢捉住我隻手，指住『父字』」。負責接收明信片的成員，憶起廖父的眼神非常空洞，更流露著絕望之情，「我當刻好想去攬佢。即刻問有咩可以幫到佢，佢都好絕望咁講，『冇』，之後就走咗。」
做到的事不多，但種種片段，更堅定他們堅持下去的信念。
政權、左報夾擊 被捕收告票再遭同營批「送頭」
每一次的街站除了同路人到場之外，亦少不免有警察到場。王逸戰說，警察總會在街站開始前便等候組織成員，「恐嚇」他們擺街站或會有刑事責任。與此同時，旗手、軍裝警和便衣警總是高調在旁戒備，隨意拉起橙帶圍起途人和組織成員，指控他們違限聚令，王逸戰自己便收過4張告票。
告票相對已經不太嚴重。9月6日「九龍大遊行」當日，他們被警察圍封，事後封鎖線內數十人全被放行，只有賢學思政6名成員被捕，王逸戰很肯定「一定係針對我哋」。他說，到達警署後警員互相問「今日拉咗幾多個」，且不斷出言諷刺羞辱：「同我講好把炮喎，著住件tee，攞住兩支旗，好撚型喎，召集人嚟架喎，仲話咩下次再見過啦。」
9月6日「九龍大遊行」，警察於佐敦近寧波街拘捕賢學思政的4女2男。
「其實每一次出去都有被人拉的心理準備。」首次被捕，王逸戰沒有害怕，反而覺得自己終於變得「正常」，苦笑道：「呢個係一個畸形嘅時代，大家會覺得無畀人拉過先係奇怪嘅人」。
槍打出頭鳥，賢學思政也難免成為左報攻擊的新對象。他們曾登上《文匯報》頭條，報導指賢學思政「煽暴播獨」、又有「神秘洋漢」與組織「女話事人」「密斟」。與其說因此而感到壓力，王逸戰更覺好笑：「好小學雞，話我哋背後有外國人操控，但我哋連同個外國人講嘢都冇，一味抹黑」，「我都驚做唔到佢哋講嘅嘢」。
政權的攻擊也許能夠預料，但賢學思政也曾遭同陣營批評，質疑他們「左膠」、「成日喺度提住以前啲嘢，擺街站有咩用」。王逸戰說，現在社會氛圍已然不同，根本不可能重現去年的勇武抗爭，只能靠擺街站「思想武裝」和鞏固信念，「盡最大可能做可以做嘅嘢」。他承認街站成效未必大，但「成效唔大唔代表要放棄呢一件事，我相信一點一點嘅累積」。
那頻頻被拉被告，算不算「送頭」？王逸戰無奈說，街站本已是最溫和，卻因濫捕和社會環境轉變而變得高風險：「我唔明點解依家擺街站畀人拉，係話我哋『送頭』而唔係講『濫捕』」。
落地生根成為香港人：「唔係生於斯，但願死於斯」
訪問中王逸戰流露著滿滿對香港的愛，但細問方知道他在中國內地出生、長大，小五才從內地到港。小時候的他對政治毫無認識，來港以後也與一般年輕人一樣「成日打波打機」，自言「係一個冇咩目標嘅港豬」，去年以前「都未知咩係黃藍」。
因為覺得《逃犯條例》不公義，王逸戰去年6月9日第一次參與遊行。教他真正覺醒的，是6月15日梁凌杰在太古廣場一躍而下。「原來有人選擇為呢場運動犧牲自己生命」，王逸戰憶起時嘆，這也使他更投入參與運動。
王逸戰於是在中學發起關注組、搞罷課，將大部分時間都投放在社運之中。有老師說他「讀到書」，勸他讀完書才抗爭，但王逸戰覺得「良心過意唔去」：「我同香港都等唔到呢一刻」。結果今年應考DSE的他，沒怎麼溫書，成績也未如理想。
除了成績，參與抗爭也影響他和家人、朋友的關係。父母與王逸戰原本已經疏離，現在因政治立場不同，更是不怎麼再說話：「知道我做緊呢個組織都冇講咩，上次比人拉佢地收到電話淨係『哦』咁樣，理都冇理過我。」同時，運動開始初期尚能聯絡的內地朋友，也逐漸失去聯繫，有些更因知道他創辦賢學思政而「翻牆」痛罵他「暴徒」。
王逸戰坦言，曾感到灰心，但現在新創立的賢學思政已成為他的精神之柱：「呢一場運動係我呢一世人最投入的事情」。以前他沒有想讀書，只是夢想開一間本地時裝品牌，但現在的他希望能夠「武裝自己的思想」，自修再考DSE，可以的話想讀政治。
「我相信香港會有全民覺醒的一日、揭竿而起的一日」，這是王逸戰在訪問中，反覆提到的一句話。但此刻站在風口浪尖，或會承受沉重代價？王逸戰沒有動搖：「我預咗有一日會成為政治犯，亦願意犧牲自己生命。我冇諗過離開。」
「我唔係生於斯，但願意死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