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vin認為，軒尼詩道是貫穿灣仔區居民（灣仔、銅鑼灣及跑馬地）的骨幹，亦是該區最有標誌性的街道，「即使不是住在這裏，也一定聽過它的名字。」
直到平民化的生活被完全驅逐，換上美輪美奐的大型燈飾、建築和名店，Calvin才猛地發現，原來一整個社區的記憶，已所餘無幾了。
2020年的冬天在灣仔，歲月似乎靜好，街道的商戶如常營業，電車帶有規律地前進。沒有摩肩接踵和吵吵鬧鬧，口罩下的人們冷靜平和，可微小的依舊不起眼，比如柯布連道天橋上那袒露著脱了皮的、腥紅的腿的乞丐、橋底售賣盆栽的九十九歲的老婆婆，和這十平方公里土地上東一處、西一處的工程。
「雨傘」之後，半山居民Calvin由一個不諳時事變成對社區轉變更敏感的人，雖然曾短暫萌生移民的念頭，但最終選擇留下，因有不捨驅使；六年過後，眼下香港變得越來越陌生，離開的想法更加強烈。言談間，他反覆強調決定如何無可奈何——道別從來都不容易，但在他看來，更難的是假裝生活如常。
於軒尼詩道售賣盆栽的婆婆。
我們相約在活道一家咖啡室見面，以為遠離大街能避開市聲。店鋪面積有限，可無論挑選哪一個位置，都能透過落地玻璃看到對面馬路正在施工的地盤。每當有客人出入，打樁的聲音便會入侵店內的每一個角落，我們得提高聲線，再把話重複一遍。Calvin記得，那曾經是一棟唐樓。
活道正在施工的工程。
傘後政治覺醒
三十來歲的Calvin成長於跑馬地，習慣搭乘電車穿疏於灣仔區及港島各區；90年代中期，他隨家人搬遷至半山司徒拔道，一住就是二十多年。那兒環境清淨，有種與世無爭的感覺，農曆新年和國慶等喜慶日子，還能看見維港對岸的煙花匯演。從家步行至大街軒尼詩道只需十餘分鐘，若想前往別的區，小巴、巴士、地鐵、渡輪、電車⋯⋯應有盡有；拐入內街能品嚐石磨腸粉和找到所需的五金雜貨；而灣仔公園，則是看書放鬆的好地方。這些都是他喜歡灣仔的原因。
但記憶細碎得不夠拼湊出一幅完整的社區圖像。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他承認，無論是兒時在跑馬地，抑或青年起在半山，都沒有太花時間探索社區。曾經他也簇擁著最新的科技產品；眼前的推倒重來，在他眼裡是尋常不過，頂多只有「咦，又蓋新樓？」的輕嘆。那是處於離異與投入之間的關係，「十分滿分的話，我會給自己三分⋯⋯我是一個觀察者，但沒有説想多走一步，覺得沒這個需要。」
和許多香港人一樣，顛覆Calvin認知的，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幾乎每隔兩三日，他就會巡視佔領區，在中環下班後途徑金鐘道、告士打道和莊士敦道踱步回家。「政治」忽如龐然大物般出現在眼前，一個全新的社運面向形成，同時將雙普選這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赤裸裸地暴露在陽光下。熾熱與激情過後，憤慨激進、滿懷理想的年輕人被送進牢房，軟弱自利的卻更上一層樓，社會被黯淡的沉重和無助的茫然濃罩，部分人們對政治敬而遠之。Calvin形容這為「溫水煮蛙」的階段，也在這時候，他開始意識到政府施政的不堪，「發覺原來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好，要不不做，要不做得不夠。」
「那麼你如何評價囍帖街呢？」我問。「囍帖街就『收檔』啦。」
以發展之名
「比如眼前這棟舊唐樓，都是與發展及規劃有關。」這五年來，他比以往更常「落區」，發現大街表面上風平浪靜，但一些日常化的事物漸漸隱沒於人們眼前：建築地盤不斷冒起、一座又一座大樓轟立——城市正以發展之名進一步掏空社區的文化養分。前身為綠屋的動漫基地被重漆成不符合成本效益的藝術中心、舊灣仔街市不支倒下，改建成地產樓盤、有逾八十年歷史的同德大押整棟拆除、持續動工的灣仔填海工程⋯⋯Calvin隨口列舉，轟政府「你不控制（發展），又不保留值得保留的東西。」
更甚的是，它們不單具有歷史價值和社會意義，更是居民生活的具象，是「活」的文化。與鄰近的日本和台灣重視保存歷史建築相比，Calvin批評香港的「發展」等同破壞社區關係，「不談灣仔，談新界，喜歡就可以把整條村拆掉，猶如『霸王硬上弓』。有時候發展根本與居民無關，只是為了滿足商家、滿足經濟。」他認為，理想的保育應能保留其原本的特色，「過於商業化的結果就是只剩一道牆，故事和功能失去，這樣沒有意思。」
當社區變成戰場
現實比推土機還重，「（2014年）『搞完一大餐』，好像都是『我有我做，你有你嘈』。這種態度在去年（編按：2019年），你會看到是變本加厲的，由失望到厭惡、討厭。」2019年4月開始，有關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爆發，事件發酵近兩個月後，超過一百萬人參與6月9日的大遊行；一星期後人數翻倍，創歷史紀錄。第一次參與遊行的經歷固然深刻，回想起當日，他平和的語調起了變化，「人潮擠滿六條軒尼詩道行車線，甚至湧至駱克道、謝斐道和告士打道，真的很誇張⋯⋯完全沒有想像過，感動到眼淚在心裏流。原來還有那麼多香港人關心，抱著同一價值觀。」
民陣6月9日百萬人遊行。他笑説，參與遊行的好處是不用提早出門，因為一下樓便是示威區。
他當時以為政府至少不會再明目張膽地推行法例，結果卻被狠狠地摑了一巴。和平遊行很快便被激烈的示威取替，社區頓變成戰場，當時更有打趣的說法：「不曾吸入催淚彈就不是香港人」。Calvin自稱是「投入的和理非」，沒做任何越界的行為，但也感受到社區普遍的緊張與不安，「會擔心何時被『搞』，突然把我截停，或向我撲來，彷彿有個『計時炸彈』般。」他記得，有次在利園西街用膳，波斯富街的催淚煙攻入餐廳，食客和員工均受波及，「真的怒火難平，你這樣『搞』我的社區，有沒有想過樓上的長者和小童？橫街窄巷⋯⋯後果可以很大。好像是我們的錯，就因為我們住在這裏。」
2019年8月11日，警方於軒尼詩道施放催淚煙。
被囚禁的城市
與「雨傘」不同的是，「反修例」的動員更廣，維持時間亦更久。人們用自己的方式投入和獻策，把政治帶進日常：各區「開花」、「黃色經濟圈」、文宣，乃至區議會選舉大洗牌。Calvin表示，自己當時覺得社區變得不一樣，鄰里關係很近，大家守望相助，有同一目標，這份感動直至現在仍然存在。只是肺炎一個浪捲來，人與人的距離又重新由親近回複疏離。「這一年感覺像不存在般」，社運的醞釀、高潮到衰落在一年間全部完成；以為在萌芽的社區種子，又突然被按下去。
2020年，香港續發生了幾宗政治事件，Calvin因而積極考慮移民，他認為香港不再是一個自由的地方，「以前香港最值得信賴的就是法治和制度，現在（法治）都不可靠了。我不認為香港的未來會變得更好。」「是否只會更壞？」「對。」他鐵定回答。
美好的事物都留不住，不如懷舊。Calvin表示，近年迷上了菲林攝影，想趁它尚未停產前多作紀錄。圖為受訪者拍攝；舊灣仔碼頭。
問及移民的細節時，他透露，在「雨傘」時已有此打算，但當時不是太強烈，「現在意識到，問題的核心還是制度，坦白說，一日依然是在這體制下，是有點絕望的。」然而言談間，他反覆強調，倘若日後真的離開，也不會是自願的，「相信也不會開心得到哪裏去，所有的記憶、人際網絡⋯⋯不是隨便説放下就能放下。」簡單而言就是不捨，這份不捨源自於對香港的感情，Calvin解釋，是聲音、人的流動、語言、建築⋯⋯所有元素混在一起，即使有類似的替代品，也不會是原先的那一個。他預計，最難適應的會是把自己的文化獨特性收起，去融入另外一個社群。
維港對岸的煙花景觀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高樓遮蓋掉，香港在短短幾年間已換上不同的衣裳，又脫下。這一刻重新認識了一個地方，明天它又以另一種衝擊性的面貌出現，時間短促得不讓很多人，包括Calvin去深入了解、投入。「始終人人都要為自己的未來打算，難道『磨爛蓆』才行嗎？能走一個是一個吧。」
「我其實不想到那個地方，只是（在香港）已不能好好生活下去。」他又吐出這一句。
Calvin喜歡電車路上信步而行，消磨時間。
【我們走過軒尼詩道街頭】
活動由灣仔區議會贊助
主辦：香港文學館
協辦：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