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處最近發表了《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2005》，本地傳媒抽取當中一些「有趣統計」，例如港人擁有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使用互聯網服務數字；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口百分比；本地獲批專利數目和高科技產品進出口價值等。從這些統計分類，可以看到在政府和傳媒眼中，所謂「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大抵是指生產、購買和使用科技產物、正規學歷和專利權。這與一般理解的知識---學科知識：社會科學、文學、歷史、科學、哲學等；或各類社會文化思潮：左翼Vs右翼、綠色哲學、女性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等；或各種理解問題的方法：邏輯推理、經驗歸納、感性認知；以至探究真理的程序：公開爭論、批判否定、反復驗證等---大不相同。這或許可解釋為何在那麼強調「知識型經濟」的香港，仍然吊詭地充滿各種反智現象。
如果「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僅僅是科技物、專利權和正規學歷，那麼港人對上述的學科知識、思潮、求知方法和程序不感興趣，並不令人驚訝。大量使用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反映的恐怕不是港人對知識的渴求，而更多是用於娛樂、商業、工作和與親朋交往；獲得專利權反映的，也許是求財的決心和手段，而非探求知識的動力；正規教育的投資增加和市民學歷提高，反映的也不是學生愈來愈熱愛知識，而是被動地回應家長、僱主和教師的要求。
事實上，香港小學學生輔導專業人員協會與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最近發表的調查指出，受訪1200位小四至小六學生感到最不快樂的首五個原因，依次是學業成績欠佳、測驗考試、功課多、與同學吵架、被老師責罵，這些都是在學校的正規教育中出現的。在這種令學生不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出現早前教院的一項研究指出的「愈高班的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愈低」，自然理所當然，也印證了高學歷並不等於愛智。
知識型經濟中的反智
此外，法住文化中心去年6至7月訪問了1000多名中二至中七學生，發現最多學生喜愛的教師是要「關心學生」(78%)、「靈活有效的教學方式」和「風趣幽默」(51%)，而學識豐富只排第六(37%)，在通訊和電腦科技主要用於交往和娛樂的社會脈絡下，這樣的調查結果也不會在意料之外。
儘管還未有機構或個人製作一本「香港反智統計透視」，但我們仍可以透過一些現象窺見「知識型」經濟如何反智。
曾受傳媒訪問的朋友大概也會同意，不少記者在採訪前並沒有對有關課題作仔細研究，而恐怕在訪問後也不會有興趣繼續鑽研深化該議題，世貿也許是其中較明顯的例子(《明報》有關韓農的追蹤採訪是少見的特例)。
此外，報章經常帶點嘩眾的起題，例如「灣仔淪陷」、「傳狂購防毒罩偷竊警衛制服，世貿示威殺機四伏」、「韓戰爆發，警民肉搏」等，也反映了編輯所關心的恐怕是報道的娛樂戲劇性和其鼓吹的政治立場或 價值觀( 甚至 偏見)，而非準確的事實和反覆驗證等尊重知識的專業守則。淺顯易消化但不一定準確的標題，建基的也是一種對讀者知識水平沒有什麼要求的態度，甚或是「讀者其實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假設。
負責生產和傳遞知識的機構，往往也不太尊重知識。決定學生應學習什麼知識的香港中、小學課程發展，經常不會以對學生、教師和社會狀仔細和系統的調查研究作為設計的基礎，也鮮會借助堅實的評核研究來改進課程的效果。制定課程的諮詢過程也不鼓勵思想學理的爭論，蒐集意見的問卷不僅常帶引導性，發放回收的方法(例如利用諮詢大會完結後極有限的時間完成)也難以令受訪者深思熟慮。學校方面，學生主動閱讀、討論學術思潮和社會問題自然不多，教師在學校的工作環境中也容易去知識化(deintellectualized)---不再關心工作以外的智性活動，不再為思想而活，也失去關心真理、終極價值和正義等知識分子的興趣。
香港並非唯一反智的「知識型經濟」，富裏迪(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戴從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就談及英美兩地的類似狀。
富裏迪指出，儘管博物館、持續進修、文化藝術中心和新書出版數量等不斷增加，但在執世界科技和教育服務牛耳的英美兩地的教育和文化界中，卻愈來愈充拆庸人(Philistine)精神和反智氣氛，「知識」成為了膚淺、容易消化、可以分拆出售和消費的東西。
最能體現社會「弱智化」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具體的表現是專家、學者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興趣、想像、工作只局限在其工作機構有關的事情之內，並不會或不願處理範圍更廣的在地(local)和全球(global)問題，也不會「在精神上與日常事務的慣例和壓力保持距離」。
正如薩伊德(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Vintage,1994)所說，知識分子的職業化不僅令他們的獨立性和判批能力受損，更同時強化了將知識純粹看作為達成其他實用目標的工具的態度。
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
富裏迪認為，造成「知識型經濟」反智的原因，主要並非源自市場化的影響，而是歸因於公共政策的包容改治(politics of inclusion)---也就是指公共機構不斷降低對知識水平的要求，以「遷就」或包容民眾參與。他以英美的選舉為例，指出政治辯論的水平不斷下降，競選成了膚淺的公關宣傳，或純技術性的觀點(technical opinion)，缺乏思想政見的認真交鋒，結果不僅令知識分子疏離政治，更造成了民眾的冷漠。但政治政客和官員卻把這些疏離和冷漠理解為民眾的政治水平不高(甚至是「民智未開」)，推導出的解決方法是進一步降低對民眾參政的要求(例如設計出令選民更容易投票的方式)，而非提升政客和官員的思想政見水平，結果自然是加劇了社會弱智化的傾向。
要解決這問題，富裏迪認為必須改變僅把知識看作成工具的態度，告別那種認為民主參與和高質素的知識標準是不相容的錯誤觀點，批判政客/官員、傳媒編輯、教師繼續「餵給大眾容易消化的知識和文化的家長式做法」，為民眾提供社會所能給出的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
號稱「知識型經濟」的香港，除了由娛樂和商業主導的科技生產和消費、由考試成績堆砌起來的學歷以外，我們的社會所能提供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還包括些什麼？
明報 許寶強
2006-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