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警方國安處去年指有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要求7名支聯會常委提交資料被拒。已解散的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等5人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兩人早前認罪判囚3個月，其餘3人不認罪，今（14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續審。
雙方就法律議題提初步爭論，控方開審時指毋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鄒幸彤今親自陳詞，批評控方解讀是扭曲條文、無視法律原意，賦予《國安法》和警方無限也無法挑戰的權力，將只針對「外國代理人」的條例應用到所有人身上，打壓公民社會，造成寒蟬效應。她又批評控方發出錯誤訊息，「假定所有有外國聯繫的人本質上都是疑犯」，扼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引以自豪的特質。鄒幸彤認為，國安處利用本案測試法庭底線，測試「可多大程度將法律握在自己手中」，而她與其他人拒認罪，正是嘗試堅守原則，「向濫權說不、向侵害基本權利說不」。《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稱需時考慮，押後至8月2日頒布決定，案件於8月23日至29日續審。
散庭時，旁聽人士紛紛向鄒幸彤揮手和舉拇指，說「加油」、「寫信比你」、「撐住」、「保重」，捧着一大疊文件的鄒則笑着點頭道謝：「多謝大家！」休庭時，也有旁聽人士對鄒做心，笑道：「靚咗呀！」
案件由《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處理，控方代表為署理副刑事檢控專員（特別職務）周天行，鄧岳君由大律師黃俊嘉代表，徐漢光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代表，鄒幸彤則沒有法律代表，並繼續獲准使用最後一排律師桌。
控辯雙方昨就兩項「初步爭論點」（preliminary issue）爭議，控方認為，辯方不能挑戰涉案通知書的合法性，亦毋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稱要求警方在初步調查階段確定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是「不切實際」和「荒謬」，亦阻礙警方調查和違背《國安法》立法目的。
鄒幸彤：控方扭曲法例字眼、無視法例原意
身穿墨綠色外套的鄒幸彤今親自陳詞，直指控方立場「奇怪」，只因無法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便將法例解讀為不須證明是外國代理人便可入罪。
她重申，《實施細則》附表5的字眼非常清晰，只是針對「外國代理人」，而不是「任何人」，控方的解讀實完全無視法例的意思，並刻意更換和扭曲概念──她指出，控方書面陳詞曾引條例指，「任何（外國）代理人（an agent）」沒有遵從通知規定即屬犯罪，惟在下一段進行分析時，卻將字眼換成「任何被告（an accused）」，批評做法「荒謬」，也是對語言和法律的「濫用（abuse）」：「難道控方是說自己比立法者更了解法例的意思？」
鄒幸彤：辯方可挑戰通知書是否「有效」
鄒幸彤續指，控罪列明涉案通知書「根據法例送達」予被告，即控方亦接納通知書表面上應為「有效（valid）」，而這正正說明，辯方可挑戰通知書是否「有效」。而唯一判定是否有效的標準，必然是來自法律條文，即通知書必須送達「外國代理人」，否則該通知書便屬無效和不合法。
鄒幸彤：控方解讀違法治精神、暗示《國安法》不容挑戰
鄒幸彤續指，控方現時對附表5的解讀，實指「當並非外國代理人的組織，收到無效也不合法的通知書，仍要因不遵從通知規定而定罪」，而被告甚至不能挑戰條例的合法性為自己辯護。背後沒有言明的邏輯，就是「《國安法》永遠是對的，沒有人能挑戰它」，否則就會接受懲罰。
她批評，此解讀賦予警方無限也無法挑戰的權力，亦違背了用以限制權力、保障人民生活不會受權力恣意干涉的法治精神，對普通人極不公平：「無論市民做或不做任何事，都不可免於受涉案條例所迫」。情況之荒謬，有如有國家把要服兵役的通知錯誤給予了女人或小孩，他們亦要因沒有遵從通知規定而受罰，亦不能爭辯通知的合法性。
鄒幸彤：搜證困難非賦予警方絕對權力的理由
鄒幸彤強調，法例永遠要平衡執法部門的權力，以及對市民大眾和人權的影響。她不否認警方搜證困難，但即使如何困難，也不能以維護國安之名，扭曲法例字眼並賦予警方絕對的權力，就像警方不可能為了調查，強迫謀殺疑犯將一生做過的所有事都告訴他。「一個給予警察絕對權力的國家是『警察國家』，我們希望香港還未成為這樣的地方。」
而當控方反覆強調警察的困難，「可曾想過被指控的人和無辜者的困難？」她續說，「只因警方想知道支聯會是否外國代理人，我們就被要求在兩星期內，將32年來的所有文件和通訊記錄交出並作出解釋——我要交出我只有4歲時的資料，這對我們就不困難嗎？」她質疑：「警方難道不是將所有調查的困難和重擔轉嫁我們？甚至將舉證責任轉到我們身上。」
鄒幸彤：當局濫用條例打壓公民社會 造成寒蟬效應
鄒又批評，附表5被當局「濫用來打壓公民社會」，指現時被要求提供資料的組織，均是公開運作而和平的機構，質疑「難道調查這些機構，比調查某些秘密暴力的社團更難嗎？究竟警方調查我們這些人有何困難？」
她續指，控方對條例的解讀，侵害人民的私隱、避免自證其罪的權利、保持沉默的權利和結社自由，造成寒蟬效應。她引歐洲人權法院上月就俄羅斯非政府組織挑戰該國「外國代理人」法律的判詞，指任意以「外國代理人」標簽外國組織是不合理，亦導致強烈的阻嚇和污名化效果，忽視這些機構僅為俄羅斯社會和民主制度而付出。
鄒續指，同樣的效果可見於香港，而且情況更壞——因為俄羅斯政府至少有告訴該些機構作為「外國代理人」的原因，但支聯會在沒有證據下便被指為是代理人，強調法庭在裁定條例意思時，必須審視對人權的後果。
鄒幸彤：假定有外國聯繫者為疑犯 將扼殺香港國際城市特質
鄒又指，附表5只是賦權警方向外國代理人索取資料，但代理人並非本質上有罪。她批評，控方指本罪與「勾結外國勢力罪」相關，在法律上錯誤亦發出錯誤訊息，「假定了所有有外國聯繫的人本質上都是疑犯」。她語帶激動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但那樣的說法會造成懷疑所有『外國』事物的危險趨勢，將扼殺這個城市引以自豪的國際大都會特質。」
鄒幸彤：國安處以本案測試法庭底線
鄒幸彤最後總結，控方嘗試將本案塑造成一個普通組織違反法例的案件，但她不同意，認為本案實是「國安處用來測試可多大程度將法律握在自己手中（take the law into their own hands），而不會受到來自公民社會、律政司及法庭的抵抗」。
而她與其他人拒認罪，正是公民社會成員嘗試堅守原則，「向濫用權力和法律說不、向侵害基本權利說不」。鄒最後指，「現在輪到法庭了，到底法庭會否盡『把關者』的責任，將《國安法》的權力限制在條文之內？抑或會容許控方在幾乎全能的《國安法》下，以毫無根據的『搜證困難』解讀法例？」
戴啟思：若組織非外國代理人 根本無法例要求的資料
代表徐漢光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表示，根據法治原則，辯方有權在刑事法庭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尤其當條例沒有上訴機制，讓被告從其他渠道質疑該法例。他又引涉案通知書上，警方稱「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故要求提供資料，指警察明顯也未能確定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與附表5字眼相違，「通知書是有明顯錯誤」。
他續指，附表5列明「已盡應盡的努力提交資料」為抗辯理由之一，但若組織根本不是「外國代理人」，根本沒有法例所要求的資料，相關抗辯理由不適用，他們也不可能遵從通知書的規定。
他又引《社團條例》作比較，指若當局合理地相信為維護國安而有所需要，可禁止任何社團的運作，但必須給予機會作申述，與附表5沒有給予機會申述不同，可見法例只針對「外國代理人」，而非其他「有合理懷疑」危害國安者。
控方：條例列「外國代理人」不代表警方須證明
周天行下午就辯方陳詞作簡單回應。就辯方稱法律僅針對「外國代理人」，周天行指附表5也有條文沒有指明通知須送達「外國代理人」。而就辯方稱可以《實施細則》其他條文的「搜查令」和「提交資料令」作調查，周天行則指本案涉「外國」元素，故賦權警員引用附表5調查，亦只限於要求提供三項資料，即組織在港活動、收入開支及成員個人資料。周強調，「條例寫明『外國代理人』，不代表警方發通知時要確定他們是外國代理人」。
至於戴啟思指條例沒有「法定上訴機制」，故辯方有權在審訊挑戰其合法性，周天行則重申辯方仍可透過司法覆核爭辯。就辯方指條例的抗辯理由只適用於外國代理人，他則指正因法定抗辯理由有限，更顯示對條例合法性的挑戰是不允許。
官稱需時考慮 押8.2頒布決定
控辯雙方完成陳詞。羅德泉終指，由於涉大量文件和案例，需時作出決定，押後3星期至8月2日就初步爭論點頒布決定。而由於其決定或影響控辯雙方的策略，會將餘下審期押後至8月23至29日。
據「實施細則」附表5條文，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相信為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而有所需要，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藉向某「外國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其在指定期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供其在香港的活動；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及成員的個人資料。而沒有遵從該通知的規定即屬犯罪。而外國代理人或政治組織的定義，是指接受外國政府或政治性組織直接或間接資助，及為政府或政治性組織的利益而進行活動。
案中5名被告為：鄒幸彤（36歲，大律師）、鄧岳君（53歲，無業）、梁錦威（36歲，葵青區議員）、陳多偉（57歲，貨車司機）和徐漢光（72歲，退休）。控罪指他們違反《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於去年9月8日，作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上述《國安法》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其中梁錦威和陳多偉認罪，判囚3個月，梁已刑滿出獄。
辯方曾多次要求控方披露支聯會是哪個外國政府或組織的代理人，惟遭裁判官拒絕。
案件編號：WKCC363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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