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獨媒報導警方國安處去年指有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要求7名支聯會常委提交資料被拒。已解散的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等5人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兩人早前認罪判囚3個月，其餘3人不認罪，今（13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審。就控方今早指毋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辯方表示，涉案條例「非常清晰」，指明只有當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而非「有合理懷疑是外國代理人」，拒交資料才會入罪。而若控方僅懷疑支聯會危害國安，實有其他門檻較低、僅須「有合理懷疑」的條例用作調查，控方對法例的解讀實違背立法原意。
控辯雙方今就兩項「初步爭論點」（preliminary issue）聆訊，控方今早表示，辯方不能挑戰涉案通知書的合法性，亦毋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稱要求警方在初步調查階段確定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是「不切實際」和「荒謬」，亦阻礙警方調查和違背《國安法》立法目的。
代表鄧岳君的大律師黃俊嘉下午陳詞，表示辯方能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且控方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即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屬「控罪元素」。
辯方：通知書須符合法例要求、不能假設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就通知書合法性，黃俊嘉先表示，辯方並非要挑戰整條《實施細則》的法例，而僅是本案的通知書是否合法。就控方引「海昇科技有限公司（民間電台）」案例，指辯方不能以挑戰條例的合法性作為抗辯理由，黃俊嘉引同一名法官司徒敬在翌年另一份判詞澄清，他當時並非指辯方不能爭辯條例的合法性。
而對控方指，只須證明通知書已妥為送達，黃俊嘉強調，重點並非通知書是否送達被告，而是通知書本身是否符合法例要求，並不能假設在沒有任何證據下，支聯會就是外國代理人、通知書是合法。
辯方：條文清晰指明「外國代理人」才可干犯控罪
就控罪元素，黃俊嘉強調支聯會是否外國代理人是控罪最重要的部分。他表示，《國安法》第43條及《實施細則》附表5均列明，警方如合理地相信為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而有所需要，可要求「某外國代理人」提供資料。他強調，條文的字面意思「非常清晰（crystal clear）」，即只有當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而非「有合理懷疑是外國代理人」，拒交資料才會入罪，否則便不可能干犯控罪。
他續指，觀乎《實施細則》的其他措施，如附表1指「有合理懷疑」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證據，即可進行搜查；附表2可限制「因合理被懷疑已干犯危害國安罪行而受查的人」離境；附表7要求「有合理懷疑已干犯正在偵查中的危害國安罪行」的人提交資料等，均指明「有合理懷疑」便可調查，與附表5指明「外國代理人」形成強烈對比。
辯方：警方可採用門檻低、僅須「有合理懷疑」的附表執法
他指，《實施細則》的不同附表互相配合，讓執法機構按所有的情報調查。故他不同意控方今早指，若要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再調查是違背立法目的，因為執法部門大可採用門檻較低、只需「有合理懷疑」便可調查的其他附表，而非門檻高而更確鑿、指明受查者須為「外國代理人」的附表5調查本案。事實上，警方現時做法正是違背立法原意。
庭上讀出承認事實，指鄒幸彤於2021年任支聯會副主席，鄧岳君和徐漢光則任常委，警方國安處去年8月25日送達通知予3人要求提供資料。3人於9月5日在六四紀念館召開記者會表明不會提交資料，兩日後再到警察總部遞交公開信指不會提交，信上有3人的姓名和簽署。3人於同月8日被捕，警方翌日搜查六四紀念館及支聯會倉庫，檢取多份會議和財政紀錄等，而鄒幸彤於同日在《立場新聞》刊出文章〈當法律逼你「篤灰」—— 關於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附表5〉。
案件明早續審，代表徐漢光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及鄒幸彤將陳詞。
案中5名被告為：鄒幸彤（36歲，大律師）、鄧岳君（53歲，無業）、梁錦威（36歲，葵青區議員）、陳多偉（57歲，貨車司機）和徐漢光（72歲，退休）。控罪指他們違反《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於去年9月8日，作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上述《國安法》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其中梁錦威和陳多偉認罪，判囚3個月，梁已刑滿出獄。
辯方曾多次要求控方披露支聯會是哪個外國政府或組織的代理人，惟遭裁判官拒絕。
案件編號：WKCC363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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