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香港過去二十年的政治道路，可以稱之為 "激進理想主義"？可以和六十年代大型 社會運動相提並論？如此不倫不類的比附，恐怕只是為 "右翼中產" 的路線抬頭製造聲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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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理想主義冒起──抗爭示威──社會失序──中產階級反彈──保守主義抬頭。這是歐洲和美國六、七十年代社會與政治嬗變的過程，香港人今天設身處地看歐美走過的這條路，應是似曾相識了。
六十年代的美歐亞三大洲，學生運動及大型社會運動此起彼落。1968年，反越戰示威在美國達到最高潮，四月，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佔領教學樓及主圖書館；一周之後，警方強攻奪回五幢大樓，拘捕 700名學生。到今天，哥大新鮮人幾乎無一不到校門大草坪對面的主圖書館，憶懷當年爬鉛水渠攻進校長室一役。同年同月，主張非暴力的馬丁路德金牧師被殺，美國社會矛盾迅速惡化。1968也是法國學生運動的年頭，巴黎香榭麗舍大道一變而成示威大道，學生組織與工人扭合成一股強大力量，全國百萬人大罷工，佔領工廠，學運最後發展成全民性質的反抗運動。當然，這就更不要說當時正處於「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全世界人民階級鬥爭聖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這些大型運動當然有其社會意義和價值，確實也滌蕩了整整一代人的心靈。不過，歐美的經驗是，大規模社會運動衝擊了中產階級利益，最終令保守力量找到落腳處。以美國來說，六、七十年代的激進理想主義，以及其後衍生的平權運動 ( affirmative action )，觸動了白人保守主義者的神經。最意想不到的是，激進理想主義的飊升，累及溫和自由主義因為排他效應而大為削弱，形成左右兩派硬碰硬的終極局面：長期憤懣的白人中產階級反彈、民主黨籍的總統卡特連番政策失誤，為自由主義的棺材打進最後一根釘，更為列根──布殊保守主義敞開了大門。法國左派的情况比美國更悲慘，戴高樂面對左翼學生工人的挑戰，發表公開講話呼籲保守派反撲，最後是軍隊出動，力挽第五共和於既倒，左派痛失了一個寶貴機會。
香港近二十年的政治道路和美國這三十年的幾乎不謀而合---要求有更多民主的訴求，在經濟強盛的年代、在疑共恐共的日子是有巿場的；加上八九民運的道德高地效應，九十年代以降的一段頗長時期，民主派斬旗拔寨，好不風光。然而金融風暴過後，社會上的要求不僅是要有好看的(民主發展)，還要有好吃的(經濟實利)，「七一」遊行甫結束，中央政府出手派糖，民主派手上沒有國家機器，缺了「好吃的」這一 環；民主派的社會/政治政策也因為過於左傾而引起沉默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反彈，終於令連「好看的」這另一環也在人大釋法一役中全軍覆沒。
到了上星期，中央駐港大員不避嫌提出第三屆特首人選應如何如何，客觀上說明「形勢大定」，也不怕人「說三道四」了。中央及香港的保守力量經一年半來的各種努力，最後在民主派長期獨領風騷的香港「敢教日月換新天」，全面進駐。時維2004年，距歐美左翼學運覆沒三十六年。
杜偉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