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取自屯門公園衛生關注組。
在剛剛的八月一日（星期四），政府公布了各區新增選民數字及年齡分布。我查閱屯門選區情況，發現情況頗為誇張，新增票數最少的選區增加了565票，而最多的非新增選區則增加了足足1,212票。單憑這1,212票，在其他區要當選是綽綽有餘。這到底對於非建制派孰利孰弊，當然還涉及許多因素，例如投票率、新登記選民投票取向、整體年齡分布等等。不過說到底，就坊間解讀，也認為這有利於非建制選情。
但是若果非建制一方因為選民登記破新高，就自認穩操勝券，未免是盲目樂觀。有不少聲音重提2015年區議會選舉，那時候同樣有一群傘兵乘著後雨傘之勢登場，結果有勝有敗，但是總的來說是未如理想，當下氣勢如虹的非建制派需要引以為戒。
問題是，這次能夠與傘兵相提並論嗎？
地區的政治文化抬頭？
傘兵無法完美著地，有不少人認為是因為區議會始終是民生大過天，政治放一邊，並由此推斷，反修例運動未必能夠直接影響區選。這可能是2015年的情況，但是一九之夏與雨傘的民情卻有重大分別。
首先是中間派的參與度。中大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在一次接受訪問時便指出，中間派在今次運動中，比起以往更傾向非建制一方，有三成反對修例，明顯多於支持。中間派偏黃的情況，與當年雨傘大為不同。翻查當年民調，根據中大於2014年11月所做的調查，在中間派或沒有任何政治取向的受訪者中，近半數不支持佔領運動，遠超於支持的25%。中間派的投入程度，無疑會令他們的投票意向摻入更多政治考量。更不用提的是，這次運動令更多人理解到政治與民生之間並非二元關係。政治與民生與其說是各不相干的領域，倒不如說政治是民生的一幅透鏡，其模樣決定了我們所能目睹的民生。
其次是運動由下而上的動力真正走進社區。這次運動處處可見「無大台」的討論，雨傘的眾多領袖琅璫入獄後，結果卻沒有令運動群龍無首，自行解散。與之相反，在連登、Telegram上有一股由下而上的動力，由沒有面目的抗爭者自行組織，撰寫文宣出「懶人包」，到過去一兩週的組織送飯服務、放學Uber等等。沒有大台指揮的同時，每位參與者的投入程度亦更加高。這種由下而上的動力，令運動面貌產生變化，遍地開花。在七月一日抗爭者佔領立法會後，運動張力達到最高峰，正當大家難以估計運動走向時，這股動力竟然在社區之中開花，演變成7月6日的光復屯門公園遊行。本身局限於維園至添馬艦的社運走進社區，引發後來的九龍、沙田、元朗等地的抗爭運動。社區的抗爭活動，令本身只在媒體接收社運資訊的一群街坊，切身地感受到遊行集會發生甚麼事，甚至加入運動當中。
地區工作者的民生與政治自覺
社區與社運的距離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地接近，所以傘兵一說有其道理，但是未必能夠完全地理解一九之夏後的區選情況。
群眾演化，連帶參選者的策略也產生變化。是次素人參政，與四年前傘兵的策略大為不同。他們這次未必以單一政黨或者組織領軍，亦不存在「連登黨」。相反，新興組織多以地區作本位出發，以街坊組織身份行事。他們本來就是該區的居民，所以，儘管泛民說這次運動欠缺政治明星，不過土生土長的素人在另一方面也有政治明星所欠缺的在地感。
而且如果覺得今次區選的新面孔全是無經驗素人，明顯是錯誤的。在目睹傘兵著陸事故後，有不少地區組織汲取教訓，深耕細作，同樣重視政治民生。又以屯門區為例，就像屯門社區網絡，於社運最低潮回應「良景黑夜」而成立，過去處理不少重大地區議題。新登記選民創高峰，最大受益人或許是過去數年一直默默耕耘的地區組織。
實際上，在街坊極速進化下，素人所需顧慮的，未必是過份政治化，反而是政治敏感度追不上街坊。有不少素人擺街站時，屢屢被街坊追問政治立場，追問者不限立場，不只是泛藍向素人以各種方式表達滿，即使是泛黃的街坊也會對於疑似中立的組織充滿戒心。街坊的政治意識比地區工作者所想像的更高，任何人只要簡單地到街上派發傳單便會體會到，街坊在六月後更願意接下政治宣傳傳單。
到底一九年區選的素人參政，會否重蹈傘兵覆轍？早在八月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事，若果素人不認真處理地區事務，無論有多少新登記選民也是於事無補。這個世界並不存在「躺贏」。無論如何，香港人公民意識因為六月運動大為提高，甚至產生質變而遍地開花社區化，這很有可能是香港地區政治的新常態。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哲學碩士。
本文刊於2019年8月7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