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二十年之際，一群內地學者在北京舉行了「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參加者包括徐友漁、崔衛平、周舵、錢理群、滕彪、張博樹等。正如參與者之一崔衛平所言：「對於六四集體保持沉默，實際上是參與了隱瞞這樁罪行…」。研討會從多方面對六四民主運動進行思考，部份與會者隨後更把文稿發表於網上。在此，先向各位與會者的良知致敬。
對於研討會的文章，暫時只能找到五篇。當中崔衛平的「為甚麼要談六四」，主線是套用哈維爾「無權力者的權力」，體現學人應有的風骨，堅持說真話，對於身處開放社會的個人而言是多麼平常，可對於在專制社會的人民，說真話就是在衝擊專制政權的權威和合法性。這是可敬同時亦是可悲！
錢理群的「一個未完成的歷史任務」，嘗試從歷史角度思考中共政權下對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爭取、承諾、背離、扼殺歷史。文章主線為中共政權的建立，背景乃由於國民黨的法西斯管治，剝去人民的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中共以這些自由作為號召，得到知識份子響應，從而獲得了社會支持，更把相關自由寫在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可其後的反右、文革、反自由化等政治運動卻以階級鬥爭為綱，背離了當初承諾，六四民運本是重新爭取憲法賦與的自由，可卻觸動一黨專制的禁忌，觸怒專制政權…
錢理群對中共後來如何扼殺自由的評說是深入而豐富的，可是其故事的開展卻有點古怪。為何要把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說成是中共給中國人民的承諾呢？國民黨在1928年才完成北伐， 3年後日本入侵東三省，再6年後便抗戰了。文章卻把國民黨說成是法西斯：「在所有學校，秘密偵探、欺詐逼害、武裝威脅、金錢收買的特務作風，盛極一時。教育與學術尊嚴，掃地以盡。」這些都是《解放日報》的說詞，豈能以此作為國共內戰或國民黨管治時期的社會背景呢？蓋國民黨管治最為人詬病的是貪腐問題，尤其北伐時招攬大批土豪地。對言論是有打壓，但整體言是有心無力，至於學術，則那時可謂甚為開放，大量從海外歸來的學者，像陳寅恪、湯用彤，在這時講學作著述，怎能說學術尊嚴掃地。為何要把中共誣衊對手的政治宣傳說成是社會背景？何不直言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的倡議先導是新文化運動，然後籍五四把這些理念付諸實踐。中共不過是順應民情把各樣自由寫入憲法以取政權合法性。我們今天爭取各種自由，就是繼承中國人爭取近百年而仍未得到的基本人權，這不是中共的歷史任務，這是中國人的歷史任務。當然，若中共順從民意，這可以成為中共的歷史任務。我們就算渴望取得「從上而下」配合「從下而上」的政治改革，也犯不著以媚共方式來達至吧！自由，應是從說真話開始。中共背棄憲法承諾的教訓，不是太清楚了嗎？
徐友漁的「從1989到 2009——中國二十年思想演進」，嘗試探討六四鎮壓對中國國民國家認同的衝擊和影響。其主線是在89年時，國民 (尤其參與民運者) 對中共政權是充滿憧憬的，相信他們的訴求會跟政權形成良性互動，政府縱要清場，也只會用橡膠子彈這類中度暴力，對從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仍亦滿信心。可六四的血腥鎮壓，讓中國國民的幻想破滅，明白中共政權對權力的抓牢是堅定不移的，徐友漁把這種政治覺醒視為六四一代的政治啟蒙。故隨後的維權運動，乃政治啟蒙後國民認清一己的權利必須靠自己爭取，把六四時政治訴求轉化為具體權利的爭取，並對前景充滿樂觀。
把六四視為當代中國思想轉型的分水嶺，是不錯的思考維度。尤其中共經過六四後威權掃地，以發展經濟話語取代政治理想，民間高談經濟少談政治，都是六四間接帶來的深刻思想轉折。當然，徐友漁對六四後民間政治爭取形式上的轉變是有其根據的，可是對於他的樂觀，相信將可產生從下而上的政治改革，我倒有些疑問。疑問背後的較大問題，是關乎六四精神的延續問題。首先，把維權運動視作六四精神的延續我是認同的；可是，從維權的發展，我卻深感維權運動跟中國新生代的斷層現象。現在常說80後一代，火炬一代，杯葛法國，抗議美國甚麼的。可為甚麼不見這一代浩浩蕩蕩的去參與維權呢？這讓人想起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本洞見與妄斷同樣多的奇書) ，當中一個我認為很有意思的觀點，是中國人個人主體性的不發達，孫隆基套用魯迅的話就是「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用魯迅的觀點往80後一代去套教人產生歷史悲涼感。為何中國年青一代的自我主體性總像脫離不了傳統框框？回想新文化運動，胡適、陳獨秀等尚能成為五四一代的思想啟蒙導師，引發高舉自由、公理與人權的五四，造就「新青年」。可六四以後，中國知識份子到底給中國青年留下了怎樣的思想養份？當今中國年青人的啟蒙導師在哪？中共打壓是一面，可知識份子集體下海是另一面。當自由、人權等理念不能在新生代生根，我們是不是要更加把勁地努力，而不是盲目地等待光明來臨呢？
其他可找到的研討會文章尚包括張博樹的「論敵對思維」和張耀杰的「根本解決與點滴改良」。張博樹從中共崛起的歷史回顧黨高層的思考路徑總離不開革命、奪權、內鬥，而這套思維一直延續至建國後的和平時期，結果導致連串政治災難。其觀點讓我想到張汝倫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探討，指出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在中國本是百花齊放的，當中又以無政府一派最突出，可俄國十月革命，使中國左翼大部份投向共產主義。對馬克思言，暴力革命是最後的選擇，可對蘇共模式，這是必然選擇，以革命鬥爭為綱。中國左翼因見到「巴和會」的強權粗暴而對溫和協商不再抱希望，奉蘇共為師，歷史的不幸總教人欷歔。至於張耀杰，則以波柏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有關全盤改革與點滴改良的觀點回看中國的政治圖譜，以陳獨秀和胡適作為兩種模式的原型代表。都可一讀。
給研討會文章回應，並不是為了找渣，而是想籍討論把一些因六四鎮壓而掩蓋的問題釋放出來，期望能對六四討論加磚添瓦。畢竟六四，是屬於每一個中國人的，而討論，卻實在太少。
文章連結：
崔衛平：為甚麼要談六四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cuiweiping/archives/295243.aspx
錢理群：一個未完成的歷史任務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forum/forum090516004.htm
徐友漁：從1989到 2009——中國二十年思想演進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05/200905160630.shtml
張博樹：論敵對思維——為紀念天安門事件二十周年而作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905/Article_20090516032307.shtml
張耀杰：根本解決與點滴改良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forum/forum090516001.htm
加上一篇
周舵：誰將折騰中國？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905/Article_200905121303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