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裕均
在香港這鄰近中國大陸而又曾有約一百五十年政治上互相割裂的城巿中談中港融合是十分困難的。正如我想指出，這種困難某程度上出於香港人的自我中心主義所造成的。但這種以香港為本位的中心主義卻在中國開放改革以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受到莫大的衝擊。故我認為有必要有系統地從不同角度來考察中港融合這問題。
第一，我認為我們需分開中港融合的「主觀」和「客觀」因素。這些因素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上互為作用，以致港人在面對日益一體化的經濟體系下，如何顯得十分矛盾。
第二，既然今次的題目以「民間」角度來談中港融合，我亦會嘗試用民間的角度在經濟層面上來對中港融合作出一些評價。
第三，既然是中港融合，我們採納的角度亦不能單以香港為本位。我們亦得從內地人民的角度出發。在這方面，我亦會從當前一大群中國勞動階層──外省民工──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方面入手，試圖了解中港融合對他們的影響。
我需強調，由於時間所限，我這次只能多從經濟層面來討論中港融合的問題。但這並不表示這問題只在經濟層面上運行。經濟的動力以外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動力皆十分重要。
中港融合對香港勞動階層的影響
首先，我們得分開港人對中港融合的主觀意願和客觀現實。
客觀上，從經濟面出發，因中國經濟體系有一長時間與世界經濟體系脫軌，致使在歷史上造就香港在地緣上得益，造就香港在不同年代（例如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這樣的經濟起飛亦帶動香港勞動階層從工資和生活質素上得到莫大的益處。當然，在這過程中，最大的經濟得益者依然是殖民地政府和資產階級。但從短短的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來看，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分隔，以及中國與世界經濟體系分離才是對香港人有利的。
而中港分離對港人（尤其是勞動階層）有利的事實，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重返經濟體系和香港資本越形在中國內地投資的情況下，顯得越來越明顯。這亦見香港製造業工人數字不斷下滑，及導致不少原本從事製造業的工人需要投身服務業，以及在九十代以來面對工作零散化和工資減少的慘況。
故此，這亦帶動香港勞動階級在主觀意願上抗拒和不太接受中港融合的事實。因為對他們來說，中港融合意味著開工不足、工廠北移、中年失業、超低薪等慘淡境況。
但在九七年政權轉移以來，一而再的金融危機、香港政府不斷在論述上強調背靠祖國對港人有利以及中央政府不斷為香港提供優惠政策，令香港經濟從谷底的高失業下走出來。這又令香港勞動階層不得不接受「食大陸水」來開飯的事實。這便做成我所謂的既抗拒，但又不得不接受的心理矛盾狀況。
中港融合對內地民工的影響
過去三十年中國開放改革以來，由於香港資本大舉「入侵」內地，從而得到較低的勞動成本和地租。客觀上這在經濟層面亦帶動南中國區域的發展。而這亦吸引了一大班從中國內陸地區的民工到廣東省沿岸城巿打工。無疑，來沿岸城巿打工令這些民工的收入比在家鄉耕田所得為多。但另一方面，由於中國要長期維持勞動密集的生產模式，這使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都對這些民工大為不利。
其中，以深圳的最低工資為例，自九三年內地推行最低工資政策以來，有一段長時間最低工資的定立水平依然維持不大的升幅。直至二零零一年起才每年作出上調。但當我們把這些最低工資的數據扣減深圳巿不斷上揚的物價後，我們會發現實質最低工資由九三年的３５０元人民幣增至２００９年約５００元人民幣，升幅遠追不上深圳的高生活指數。
此外，由於大量民工從外省流入廣東沿岸城巿，中國政府利用城鄉分隔的戶籍政策來分隔同一城巿中的居民。這亦令民工在主觀心理上出現十分矛盾的狀況。一方面，到廣東省打工需要受到港資和其他外資廠明刀明槍的長工時、低工資剝削，要忍受高生活指數；另方面又要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而不能得到和具城巿戶籍人口所享有的社會福利。
現在在很多深圳關外的情況時：在很多村鎮中，屬多數的外來民工在大型港資和外資工廠內做個死；但屬少數的本地人卻成為中產階級，卻以出租房間予民工來作為收入和維持村內福利的來源，而不需再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致使出現「多數外來人養活少數本地人」的局面。
結語：資本流動下的中港融合
故此，我們能看到所謂的中港融合對香港勞動階層和內地的外省民工言，是件十分矛盾的事，難以一刀切用好壞來評價。只能說，在經濟面上，他們均不是既得利益者。而真正的得益者明顯是資本家。這可歸因於在現時中港融合的局面下，資本可以十分自由地在不同地區流動，從而達到取得不同地區間廉價勞動力和地租的地域優勢。
香港和內地不同城巿的政府亦十分明白這樣的資本流動情況。亦故在過去幾年，一談到中港融合，我們便會聽到討論諸如的「如何定位」、「如何不被邊緣化」和「如何使香港和內地城巿出現互惠的發展」討論。這亦解釋為何數月前港府堅持要興建連接廣州和香港的高鐵。其想法都只是害怕：不興建高鐵便會出現內地各城巿間自行成立一個排拒香港的資本和營商網絡，使香港進一步被邊緣化。
[注:此文為序言書室於25/3/2010左翼星期四討論會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