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趙剛北京清華大學演講「台派『烏托邦』」的一些思考
文／黃謬 @破土工作室
【破土編者按】2015年6月4號，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剛應邀到北京清華大學演講，演講題目為台派『烏托邦』」，趙剛老師以「太陽花學運」的主體作為分析對象，分析在這個運動中產生的台派烏托邦主體存在問題，然而，本文作者則認為趙剛老師的分析沒有看到太陽花運動的歷史過程以及其在全台灣的動態擴散，而這大概與趙剛老師及其同代人自身的歷史經驗和生命經驗相關。本文作者指出，台灣的歷史經驗所綁架的不僅僅是趙剛所分析的台派青年，趙剛自身或許也是被綁架者，並因而朝向了「左翼的憂郁」，而非對運動的積極介入。故而作者呼籲，作為反思者的趙剛們應該進入一輪新的反思。本文僅為作者對趙剛老師演講產生的零碎思考，並非嚴謹的論文，破土歡迎觀點爭鳴。
一、運動的「太陽花」
台派青年不同於所謂的獨派，台派青年是指當下台灣的特定青年學生群體，他們掌握社會理論，從事社會運動的年輕人。趙剛認為以「太陽花學運」為典型的台派烏托邦主要有以下兩個問題：第一，缺乏主體自身的檢討，沒有進行自我批判和教育；第二，缺乏理論探索，缺乏調查，沒有進一步分析「誰是敵人」、「什麽是真正的原因」，而將事件的緣起簡化為「中國因素」、「馬英九」或「共產黨」等。
趙剛特地引用了太陽花運動期間兩首膾炙人口的歌曲，一首是《島嶼天光》，一首是五月天的《黑暗騎士》。據說這是太陽花運動期間，參與者每天必須聽的歌，甚至有說法是，他們必須在這個歌聲下才能入眠，然而趙剛從兩首歌中註意到了歌詞中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意象，來自《島嶼天光》。台派青年們天光（天亮）之後希望做的事情是回家陪媽媽和陪愛人看電影，其中的小確幸情懷不言而喻。有趣而弔詭的是，回家和陪愛人的小資情調與浪漫的革命理想之間有一種由內而外的巨大的落差。再者，在一場勇敢的抵禦「敵人」的行動之後，主體朝向的未來卻是模糊的逆光的「天光」和「黎明」，這是台派青年從理想主義走向了虛無主義。因而，在趙剛看來，台派烏托邦無法產生新的政治。
第二個引起趙剛注意的是《黑暗騎士》中的一段歌詞，「當我們都走上街，當我們懷抱信念，當我們親身扮演，英雄、電影、情節，你就是一種信念，你就是一句誓言」，趙剛認為這段歌詞給人一種好萊塢大片般的感受，有趣的是，在英文當中，「行動」和「表演」都可以用「act」來表達。這與太陽花運動結束之後，運動領袖陳為廷的一段醉話遙想呼應，陳醉酒後說，整場運動像一場「表演」（具體言論未經查證）。「表演」一詞引起了趙剛的註意，他指出這種英雄的自我意象正是台派青年的現代自戀。再者，他認為台派青年從「信念」到行動之間，缺乏實際調查，證據便是太陽花爆發之初網絡上大範圍傳播的反服貿「懶人包」。
事實上，趙剛的判斷讓我感到有點擔憂。盡管我並沒有深入了解過台灣這些年來的社會運動，但是從為數不多的親臨現場經歷、與運動參與者的交流，我認為趙剛對太陽花運動的評價和感受可能有點不精確。因為沒有深入的研究，我的觀點也未見得準確，但是我認為太陽花運動對於台灣青年、台灣社運，甚至是台灣社會而言大概是一個轉折點，太陽花運動及其主體與其他社運之間應該有根本性的差別。其實，在太陽花運動爆發之前，台灣社會每一年都有很多場不同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有很多不同的訴求，但是形式大都類似太陽花，當然，太陽花不管從時間或形式上而言都是近些年來台灣社會規模最大的一場運動。我的理解是，趙剛並沒有看到太陽花運動以及從中產生的運動主體在歷次運動中的特殊性，再者趙剛也沒有看到，太陽花運動的整個過程並非靜態的，而是一個運動的過程。
我在太陽花運動發生的第二天，亦即3月19號，和3月29號兩次分別到達了現場，然而，時隔10天，同一場運動卻給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我認為趙剛對運動的分析或許更適用於運動初爆發時，卻無法涵蓋整個變化中的運動。
先說3月19號，當時我用的是「溫馨」來概括整個抗議畫面：立法院窗戶上的玻璃被整整齊齊地拆掉了，大家利用梯子等工具爬進去，各路人聊天、談戀愛、玩手機、喝飲料，甚至擺拍，警察呆呆地站著看著有點困。記者會上台大教授談自己對服貿的研究，指出了關鍵問題，但是大概是因為演講能力不佳，在場觀眾熱情不高；反倒是談自身經驗的民眾更有煽動力，引起大家的注意， 引爆高潮的是主持人談及罷課的時候，全體high起來大喊罷課，還有主持人抱怨國會斷電沒有給抗議群眾提供冷氣時候，全場熱情高呼要求開空調。與其說是一場抗議，倒毋寧說是一個大派對、一場狂歡。這種始料未及的畫面，完全抹除了我對社運，甚至是浪漫革命的想象。不得不承認，在這樣的場域中，我絕不認為這樣一場運動具有創造新政治的可能性，僵化的二元對立邏輯讓這場運動本身失去了辯證性。我當時的感受與趙剛在時隔一年後對太陽花運動的評價倒是一致。
然而，十天以後，當我再次到達立法院現場時，我看到的卻是一番全新的景象。狀況並沒有如我預期般越發混亂，相反，卻更為井然有序。醫療站、物資站等相關設施都建立起來了，有志工負責回收垃圾、維持現場秩序等等。人們靜坐在立法院前的街道上，沒有喧鬧，只是聽不同的人講述他們的故事，講述他們與台灣的故事。到了下午，陸續有各個大學的老師到場演講，主題主要是關於經濟貿易、全球化、台灣主體性等等。有抗爭數日的學生躺在立法院前睡覺，坐在地上讀書的學生也不在少數。人們安靜地坐在地上，透過傾聽別人的觀點和各種街頭民主課程，重新認識他們的社會、認識世界，他們希望透過抵抗國家機器，決定自己的未來。可以看到，當運動進行到這個階段時，已經與趙剛所概括的太陽花運動有了出入，而網絡上批判「懶人包」缺乏調查的聲音也此起彼伏，太陽花主體對於這些批評非但沒有抗拒，相反，他們通過各種課程和文章展開了學習。那麽，此時我們要如何否定他們的反思性，如何否定他們的理論探索能力和熱情？在此意義上，我認為趙剛對太陽花運動主體的判斷稍微有些簡化，看不到太陽花運動整個過程的辯證性和能動性，看不到整場運動對於台灣社運的轉折性意義，而將之歸結為台灣社會過去社運的升級版和極端版而已。
二、歷史的內嵌性
事實上，趙剛的核心關切是自身與台灣這個島嶼之間的關係，當然，事實上，這是趙剛和他這一代的台灣知識分子永恒不變的主題，談及這個話題，當然無法回避20世紀的世界歷史，尤其是兩岸歷史。如果說，兩岸的歷史問題僵化了台灣年輕人對中國大陸的認識，並合理化了「反共親美」或者說「親日」，那麽，對於老一代的台灣人而言，這段歷史卻讓他們剪不斷、理還亂。
趙剛將1970-1986年稱為「長70年代」。為什麽是這兩個年份？1970年發生了保釣運動，而1987年恰是戒嚴的年份，故而趙剛將這中間的時間段一同歸入了70年代。趙剛指出，長70年代是島內對資本主義路徑質疑的開始，從「現代詩論戰」到「鄉土文學論戰」，從《夏潮》到《中華雜誌》都是對台灣未來的探索。他認為「解嚴」與「冷戰終結」的重疊封鎖了關於未來的想象，自此之後，關於未來的提問失去了意義。依據趙剛的邏輯，冷戰時期，由於兩個不同陣營的存在，反而可能有兩種對於世界可能性的想象，而冷戰結束、歷史終結，世界未來似乎反而只剩下西方路徑一種選擇了。汪暉引用薩米爾·阿明在杭州的萬隆會議60周年上的發言回應了趙剛，阿明指出了冷戰期間除了美國和蘇聯兩種模式和陣營以外，實際上還有摸索著前進道路的第三世界國家。那麽或者事情並沒有趙剛想象的那麽悲觀，即便在全球化資本化已經滲透到每一個角落的今日，也許第三世界國家依舊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新的思想資源。
事實上，在趙剛批評台派青年的二元對立邏輯時，我們不難看到，二元對立邏輯同樣滲透於趙剛的思維。不同的是，台派青年由於對「中國」全面否定而轉向西方／美國，而趙剛則由於抗拒西方／美國對台灣社會的過分滲透而轉向了對中國／祖國和社會主義的憧憬。趙剛嚴厲地批評了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要麽上，要麽下」的僵化邏輯，台派青年普遍認為，接近美國，臺灣社會便會向上發展，而若接近中國，則發展的趨勢必然是向下的。趙剛對這種邏輯的過度反感反而讓他陷入了對中國盲目期待，事實上，不管是趙剛或是台派青年都過分強調了中美之間的對立關係，冷戰已結束近30年，中美之間的發展路徑是否依舊水火不容對於大部分人而言其實已經無須論證。而趙剛們和台派青年依舊執著於這種中美的路徑之爭，表面看來實在太不進步了，究其背後，我們也許不難發現，他們所共享的是台灣的歷史，那麽或許，重新面對和反思歷史對台灣社會而言也已經是刻不容緩的工作了。事實上，今日的中美，還有根本上的發展路徑之別嗎？不管擁抱中國或是美國，歸根結底還是在擁抱資本。
以趙剛為代表的《台社》部分成員在台灣常常被貼上「左統」的標簽，撇開標簽本身的簡化，趙剛及其學術／社會共同體卻分享著台灣社會或歷史內嵌在他們身上的焦慮。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焦慮」並非陌生詞匯，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焦慮近乎是整一代中國人共享的情緒。然而，台灣社會的焦慮卻與中國大陸非常不同，省籍問題、認同問題這些「非直接經濟」層面的焦慮幾乎縈繞著整一代台灣人。出生於50年代的趙剛便是這一代人，與全世界的左翼一樣，他們同樣在探索反抗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看到了台灣社會「反共」直接轉向「親美」等簡單的二元對立邏輯，他們雖然看似更具有反思性，既能看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體制存在的問題，同時也看到中共當局的問題，但是對「祖國」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加上對台灣社會過度簡化的反中情緒的抗拒，常常讓趙剛們過度美化祖國，以及祖國對於新政治產生的意義。
不難看到，在太陽花運動中，反對國家機器、反對全球化、反對新自由主義等話語武器也被重復使用，然而問題是，當這些話語武器在太陽花運動場域中被使用時，他們卻早已不是左翼的話語。趙剛指出，在台灣，最初引進這套話語體系的，恰是《台社》。趙剛戲虐地說：「《台社》是太陽花運動的先鋒。」那麽也許我們的問題該是，為什麽一場進步的左翼運動最後卻演化成了保守而沒有意義的「中美路徑」之爭？趙剛對此的評論是，《台社》和西方左翼都拒絕歷史，西方左翼所提供的話語已經失效，我想這大概就是趙剛為代表的《台社》核心成員近些年來多轉向建立「亞際思想共同體」的重要原因，然而，問題是，亞際作為「另類」的思想共同體，若僅僅以一味抗拒所謂西方話語的方式，是否真的可能創造出有效的新話語？
我想也許我們可以稍微放慢邏輯推進的腳步，再回到太陽花運動本身，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悖謬：這場持續23天以「反國家機器」為訴求的，具有明顯的左翼性質的運動，為何最終卻落入了右翼的框架中，成為一道掩蓋在「中西路線之爭」之下的單選題？此時，我們該質問西方左翼話語的有效性，還是重新反思左翼在這場運動中的位置？在右翼論述迅速吸納左翼話語，將運動最終導向國家機器框架之內時，左翼的位置到底在哪裏？在資本主義危機下的各場運動中，左翼的聲音在哪裏？為何左翼從未真正介入運動當中，爭奪運動的話語權？所謂「介入」，我覺得至少可以是以下兩個層面的介入：第一，在運動過程中，可以搶奪運動的話語權，給行動本身提供論述的合法性；第二，右翼非常擅長吸納左翼的話語，使左翼的話語納入右翼的框架，最終運動又將訴諸資本或國家機器。所以，運動中的左翼的介入，則要求必須及時根據運動的變化作出左翼立場的回應，進行「理論的階級鬥爭」（阿爾都塞），防止運動滑向右翼的框架當中。那麽我想，與其放棄西方左翼話語，倒不如期待下一場危機中，左翼的聲音不再缺席。
至此，反思者自身是不是應該進入另一輪新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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