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網站民間記者早前與左翼21合作，到內地採訪中國工人的現況。本文作者到四川採訪中國西部農民工及學生工面對的情況。本系列將在一連三日刊登在網站。
文：左翼21成員 L.S.P
今年1月的某天，四川某縣的一家職業中學，2010年級某班教室。趨近時聽到整齊而響亮的歌聲，令冰冷顫抖的我們精神一震，學生齊聲歌唱的竟然不是正經八百的愛國歌，也不是悠然正氣的民謠，而是張信哲的《過火》，一首不應該屬於90後的舊流行曲。進去一看，六十多名學生整齊擁擠地坐著，為我們騰出後排的位置，青澀的面孔配著《過火》，讓人嗅到一種跳出條框的新鮮氣味。學生說，唱歌可以讓大家停下手頭在玩的東西，準備上課的心情。在他們手抄的歌本裡，還有《水手》《明天會更好》《同桌的你》……那是屬於他們老師那年代的。
我們坐上冰冷的防火板方凳，老師讓大家鬥快計算工資，這是我經歷過最快樂的計算工資場景，那裡面有憧憬和期待，不同於那些被克扣工資或憂愁或傷心或憤怒的工人，他們懷著的是未進入勞動力市場前的憧憬。學生都爭著舉手回答，認真聽講，又不時插嘴，不時發笑，當老師指出回答的同學算錯數，少算了加班費的時候，哄堂大笑，大家大聲嘲笑那同學：「唉唷，虧死了」。比起國內很多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他們少了一份安靜和順從的乖巧，多了一份個性和活力，而且能感染人，令人心情愉悅。
他們是三年制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在國家的教育理念上，他們將會被培育成為中等專業和技術人才，推動國家的產業發展，是準勞動力。
職業學校發展與民工荒
職業技術學校作為產業計劃的一部分，配合著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反映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中國職業教育在1949年前的發展相當緩慢，之後經歷兩次大的發展高峰，分別是文革前的1965年和改革開放後的1998年。[1]
1965年中國各類中等職業學校加起來6萬所，在校生499.5萬人，1978年文革後，減至4700多所，在校生130萬人。1980年開始，為配合改革開放的工業化發展，中國政府改革職業教育並加大推動的力度，到1999年中國各類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共有17106所，在校生達1126萬人[2]。其後，隨著國有經濟改革，大量公有制經濟體的被瓦解，工人被迫下崗，就業機會下降，大量國有或集體企業單位經營的職校倒閉，職業學校發展出現停滯。
2002年，中國加入世貿，隨著工業化的擴張，產業工人的需求大增，中國政府為此又再提出職業學校的重要性，並且加大經費投入。計劃之中，十分明確地指出要「農村勞動力轉移」向工業。從2004年民工荒出現後，政府不斷擴張職業學校，同時大量私有化原先由不同部門經營的職業學校，擴大私人辦學的數量。2008年金融風暴，為解決就業機會的下降，政府加大對職業學校學生的補貼，又通過校企合作、勤工儉學計劃等減省教育成本，以職業培訓的擴張來舒緩就業壓力。進入2010和2011年，經濟恢復及因西部大開發而帶來的另一波工業擴張，民工荒更廣泛地影響中國，地方政府均致力擴大職校學額及資助，同時操控學生的實習分配，利用學生作為短期勞動力，解決企業的用工需要。根據教育部統計，全國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人數，從2003年的1256萬上升到2009年的2195萬。
學生工，廉假勞動力的代替品
政府在2006年開始大量鼓勵民辦職業學校， 2008年底佔了整體數量的10%，2010年已上升到28.2%，增長速度非常快。然而盲目的擴大，加上政府監察和管理不到位，這些學校良莠不齊，師資不足也致導致教學質量偏低，教課改革也跟不上發展。然而，更嚴重的是，職業教育的產業化和法律規範不足，使不少學生淪為缺乏保障的廉價勞工，甚至成為學校賺錢的工具。
自2006年起，政府鼓勵所謂的「前廠後校」的校企合作或校企合一模式，以政府補貼及半工半讀的學生實習兩種方式達到學費全免。由於勞動力成本上漲，及沿海城市不間斷的缺工潮，不少企業開始大量採用職業學校學生作為短期勞工，學生工沒有最低工資，也不需繳交社會保險，成本較低，低技術勞動密集的電子業和玩具業最多。去年罷工的佛山本田，學生工佔了工人總數的70%，遠超過法律規定的30%。一些黑學校，亦利用學生打工從中賺取回扣，甚至扣押學生工資，變相利用學生賺錢，儼然成為勞動力輸出中介，而且是沒規管的「黑中介」。
這些學生工，不受勞動法的保護，也不受社保的覆蓋，一旦出現侵權或工傷事件，當地的勞動監察部門並不處理，亦不對企業進行監察。而本來應為監察部門的教育部門，多數時候都不作為，再者大部分實習是跨省份的，他們不具備跨省執法權力，形成了個三不管的狀態。在珠三角不時會遇到學生工工傷個案，然而，數字是不可被統計的，因為從來沒有被當成「工傷」來處理，多是私下協商解決，而且賠償不足。
另外，中西部城市工業化步伐加快，用工需求增大，為解決民工荒，吸引外商投資，一些內陸省政府以行政手段，強制職業學校將學生送到指定工業區及企業。從媒體報導得知，富士康分別與重慶、鄭州、武漢等政府都簽了學生實習及就業輸送的協議。勞動力市場里，工人是自由的(選擇被哪家工廠剝削的自由)，政府不能用行政手段直接強制勞動，卻可以直接控制學校，學生無法選擇之下「被擇業」了。
低技術螺絲釘是他們的命運
2009年，農村學生佔中等職業學校在校學生的80%，大多數是農民工的後代。我們探訪的這家學校，一個班上八成學生是留守兒童，其中兩成是單親家庭，其中父母因為外出打工，遭工業意外或交通事故傷亡而成為孤兒的有三個。父母多是八九十年代外出的農民工，受盡了創傷和苦楚，送小孩進職業學校，是希望他們能學得一技之長，避免走上同樣的道路。然而，在這家管理嚴格，辦學的老師有理念和堅持的學校，老師們和他們的學生都面對著一個他們無法解決的大環境，企業只需要一個個面目模糊的低技術螺絲釘，並不需要他們的技術。
作為全球低端加工出口基地，企業到中國投資，為的是藉著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低環保成本、稅務優惠等來賺取最大的利潤，並不是要為中國產業發展帶來技術和創新。同時，由於全球化生產的分配不均，利潤由掌握生產鏈上游的跨國企業壟斷，GDP上升並沒有帶動產業的升級，技術勞工的需求不多。
老師們為了學生們能夠找到專業對口的實習單位，真正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也曾努力地與不同企業聯繫，嘗試安置學生到不同類型工廠不同生產部門。可是，後來赤裸裸的現實令他們妥協了，工廠根本不需要技術型的實習生，只需要大量的生產線勞工，學生最後只能被安排到生產線。精細分工之下，每個人負責的只是一道小工序，機械化的苦悶，他們的價值並沒有發揮的空間。實習讓學生們沮喪，令他們的憧憬破滅，他們回來問老師，那些東西兩天就學會了，根本用不上他們的技術，為什麼還要學習。
沒實習過的同學知道我們從南方而來，一雙雙滿懷期待的眼睛，他們渴望了解工廠狀況，訴說他們的小小理想︰想做個技術工人，想做文員，想做管理。記得小時候，我們總是要說做科學家、作家、音樂家，可老師總會包容地鼓勵我們做夢，因為夢也是創造世界的動力。可是，今天，我們和他們的老師一樣，只能輕輕地殘忍地告訴他們：你們的未來沒有夢。
《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的作者顧玉玲說，資本全球化的年代，是一個有活力但是沒有理想的年代。資本的全球流動為資本家創造了一個賺錢的天堂，可是，人實現自我價值的空間卻同時被剝奪了，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只有資本流動的自由。
又再上課的時候，學校回盪著學生們響亮而整齊的歌聲，我站在門口向外望，大型吊臂正在勤奮地建設著高樓大廈，到處都是發展的新氣象。「如果大海能夠/帶走我的哀愁/就像帶走每條河流/所有受過的傷/所有流過的淚/我的愛/請全部帶走……」，是張雨生的《大海》，由他們稚氣未脫的聲音唱出來，像一個寓言，這一首哀傷的情歌，屬於他們父母年代的歌，將他們未來的命運與父母的命運連在一起了。全球化許諾的幸福生活並沒有在這些工人身上實現，它帶來的是剝削得更赤裸裸的資本全球化。
[1] 《30年中国职业教育的回顾、思考和展望》，王繼平，2011年2月13日。
[2]《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状况分析》，2011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