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技術與印度農民的貧困
文／嚴海蓉（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破土編者按：近日，中國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到復旦大學進行反轉演講，遭遇復旦大學生科院教授盧大儒質疑。雙方在演講現場激辯轉基因技術，再度引發公眾對轉基因的技術的強烈關注。轉基因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應用，給印度、阿根廷等國的農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近二十年來僅印度就有30萬農民因此而自殺，在中國也造成了類似的問題。但這種災難的根源並不在於轉基因技術本身，而是因為其充當了孟山都等壟斷資本賺取暴利的工具。所以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和階級問題。破土轉載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嚴海蓉這篇文章，旨在讓讀者全面地瞭解和認識轉基因技術，並超越技術層面來思考轉基因的問題。
「2014食品安全與可持續農業」國際論壇，於7月25至26日在北京舉行。30多位來自中國、美國、英國、瑞士、丹麥、德國、法國、俄羅斯、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阿根廷、印度、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多學科、多領域的專家、學者及農業實踐者共聚一堂，與中國專家分享科學上的最新發現，新技術在各國應用的最新經驗，特別是發展已有30多年歷史的轉基因作物研發、生產、食用所帶來的全球性狀況和問題。
著名的生物學家，生態哲學的開拓者，印度的社會活動家範達娜•席瓦（Vandana Shiva）在此次會上發言有兩個要點：生態農業系統是多功能的，它提供授粉服務，害蟲控制服務，節水服務，再生性的土壤肥力，此外它還提供生態多樣性，而這種多樣性會變成食物的營養。使用地方種子的生態農業每畝產出更多的營養，更多的健康。
而為大眾所熟知的化學農業，綠色革命，轉基因農業在計算其s所謂成就時採取的秘訣就在於簡化法和成本的外部化。第一個簡化是生物簡化，因為它們把複雜的、互動的生態系統簡化為作物，然後把作物簡化為單一作物，單一種植，然後把單一作物簡化為僅能作為商品出售的部分。然而，在所謂高產的同時，整個生態系統在沉淪，生態的多功能在沉淪，每畝的營養產出在下降。在所謂高產的同時，它們把高產的成本都外部化了，比如所造成的水污染需要花費450億美元才能清除，而這些成本由整個社會來承擔。第二個簡化是經濟上的簡化和扭曲。生產效率是指單位面積的產出，然而生態系統的種種產出全部沒算，農田的種種產出都沒算，所計算的產出僅限於商品的部分。
2015年是世界土壤年。讓我們深刻一點，認識到我們就是土壤，我們如何對待土壤，土壤就會如何對待我們。世界的農業面臨著一個重大選擇，新的範式正在出現。嚴：新自由主義為印度農政發展帶來了什麼衝擊？其發展歷程是怎麼樣的？請您就農業、農民、農村三個維度都介紹一下。
▍席：從1991年世界銀行向印度政府施壓及1995年印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始，新自由主義政策才在印度大行其道。新自由主義的首要影響是導致農耕無以為繼。所有在農業上的投入，包括種子，自此成為公司的投入。其中種子供應、種子所有權的變化最為巨大，這種變化在棉花種植區尤為明顯。過去數個世紀，棉花一直是印度非常重要的經濟作物，殖民時期英國人曾經試圖摧毀它。印度也擁有世界上許多久遠而古老的棉花品種，可是時至今日95%的棉花種子已為孟山都佔有。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後，棉花價錢比之前飆升了80倍，大部分收益以專利權稅方式交予孟山都。農民借貸致貧、選擇自殺，他們大部分正是栽種棉花的農民。隨著農民對種子的依賴增強，這個現象逐漸擴散到其他地區，1995年至今已經有30萬名農民自殺。這還只是政府提供的數位。
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第二大轉變，是我們再一次不能保障自身的糧食安全。英殖民時代開始，印度的糧食保障是個問題。獨立後，我們嘗試擺脫那些可能造成饑荒的因素。
然而新自由主義使政策倒退到取得獨立之前的境況。國家政府退場，不再為維持食物的價格和安全而出力。全民保障制度（universal entitlement system）瓦解，政策變得有“針對性”。世界銀行（World Bank）喜愛強調這一點，但是從來沒有起作用。這個制度帶來的惡果是，每四個印度人就有一個挨餓，每兩個小孩就有一個是營養不足、發育不良。這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惡果。
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第三個影響是食品品質大幅下降，「市場力量」（market forces）驅逐了健康的食品。舉個例子，印度不同的地區，用不同的食用油，其中芥菜油很受歡迎，但它偏偏被禁。芥菜油在市場上絕跡，是由於轉基因大豆不斷進口，印度人民被迫食用受補貼的大豆油。我們的金錢被挪用去調低大豆油的價格，卻不允許其他食用油在市場上販賣。關於食品，另一個顯著的變化是過去小吃的種類有很多。以前隨便進一個店裡，可以找到超過兩百種小吃，全部由當地婦女手工製造。現在即使你到最偏遠的鄉村，你也可以找到包裝好的利是（Lays）薯片、百事可樂。這些產品湧入市場，導致當地食品加工業崩潰、本地就業機會喪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垃圾食物湧現。我們的小孩的健康，如中國和其他地方的小孩一樣，受垃圾食品影響，取代了原來健康的飲食。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自然是窮人家的孩子，但是這對各階級都有影響。
▍嚴：我想知道有關印度農業治理和食物生產、消費的情況。這方面起了什麼變化？國家在其中的角色是什麼？
席：首先是國家退縮，受到壓力而退縮，大企業取替其的位置。這就是所謂的企業管治（corporate rule）。企業會使用非常聰明的方式，他們往往會編造故事去掩蓋他們實際上在做的事情。如，沃爾瑪看上了印度龐大的市場。這家公司總是在談缺乏效率導致的浪費的問題，儘管沃爾瑪本身就在浪費龐大數量的食物。該公司與世界銀行等組織創造一套詞彙。例如，在印度我們的食品體系是去中心化的，但他們卻稱之為“零碎的”。這兩種講法可不一樣啊！後者是描述負面的、有缺陷的，而去中心化的意思，卻是表示多元之間相互關聯。在各方面，不管是種子、生產、加工、銷售，都有公司接管。開始的時候只有我一個在留意，尤其是農業這個層面，沒有人去關注。
▍嚴：那是1990年的事情？
席:我自1987年就開始關注種子和智慧財產權的議題，尤其是關稅貿易總協定，[1] 即後來的世貿。我從1987年起一直觀察這些企業的所作所為，但我不止於觀察，我希望建構一個對自然、對人類皆有好處的系統。這促使我成立Navdanya。[2] 我希望建立一個不同的模式，大自然可以得到保育，農民的生計有所保障，人們也可以得到健康的食物。
▍嚴：稍後我們再來談這個。回到食品生產和治理這一塊，政府的角色是什麼呢？例如剛才提到廢止芥菜油和其他食用油的例子，那是政府主導的行為……
席:是的，政府受到企業的施壓。美國大豆的政治遊說（soya lobby）一直都有，說印度是大豆的理想黃金國（El Dorado）。嚴：改變政府農業治理的策略是什麼？
席：企業經常使用的策略是遊說和貪汙。這些工作直接面對某一官員，例如某一個部長，繼而影響他們全部。他們也會收買媒體、編造故事，還有就是收買幾家科研公司，資助他們去做看似正經的研究，但說穿了只是宣傳伎倆。
▍嚴：從您剛才講述的印度農業和食品問題來看，所謂的民主制度所能起的作用即便有，也似乎非常有限。許多人認為，只要一個國家施行民主制度，上面我們提到的問題或多或少可以避免。但似乎不管國家是不是所謂的民主制，我們面對的問題依舊相似。
席：的確我們有相似的困境，因為我們都面臨著公司專政（corporate dictatorship）。公司比任何一國政府都要大。正因如此我們要採取各種管道去挑戰對方。我很高興聽說中國軍隊不吃轉基因食物。
▍嚴：你目前的工作以什麼為重？是否仍主要致力於種子保護？
席:我認為有一系列相關的工作要做。對我而言，過往我在種子保育上花的功夫很重要，但這遠遠是不夠的。我覺得我們要把這個議題聯繫到消費者的健康這一端，兩者息息相關。一方面要著重保育本地種、有機耕種和人的健康。轉基因種子、化學耕作和疾病屬於問題的另外一面。大部分人不關心農夫，而貧困的農夫也很難組織起來。九十年代初，我曾經組織過反對GATT和世貿的抗議，那時候有50萬，有時是20萬名的農民，你號召他們上街他們就去。那時候他們仍有錢買火車票。今日的農民沒有錢修補自己家的房頂，也沒有錢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學。今日農民遭遇新的貧困，難以再組織起來。
▍嚴：可以多解釋一下印度農民的新貧狀態嗎？
席：整個農業在變，從著重於國家的糧食保障，其中農民是主要的樑柱，到與全球市場接軌，農資和農業公司進入農業，農民成為當中最大的消費群體。許多農民欠債繼而終結自己的生命。企業生產模式導致農民從生產者變成消費者，生產成本遠比農作物賣出的價錢為高，這個制度註定農民欠債。據我統計，這個差價一般高達十倍，而且還不只是這樣。漢斯赫倫（Hans Herrens）今天向我們展示了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們比發達國家的人付出多十倍的價錢購買食物，換言之我們被這些農企騙了兩次，甚至是三次。這些企業販賣高昂的種子和化肥農藥，農民陷於貧困；農民越是貧困，急於賣出自己的農作物，常常以極低的價錢交易。這樣一來好像是逐漸在償還債務，但對於農民來說只可能是負面的經濟模式；對於消費者來說這也是負面的，企業從農民手上以低價購得作物，在市場上卻又以高價賣出，消費者只能為高價買單。食物已經完完全全地被扭曲作為純粹用來賺錢的商品。受損的是整個社會，贏的是少數人，那些企業的夥伴和買辦。
▍嚴：這種耕作模式是否加劇了印度農耕社會分化和貧富差別？
席：生產者陷入了極度的貧困，那些並非從事生產的人卻大行其道。這是因為，孟山都不僅僅在美國的聖路易士設立了總部，他們也進駐了印度，憑藉發牌規定和執業指引鎖死了每一間印度公司。印度公司也從經營高價種子上獲得更多利潤，他們更願意賣4000盧比的種子而不是5盧比的種子。如果賣5盧比的種子，他們只能從中賺到1盧比。而賣4000盧比的種子，他們可以賺500盧比。損失的是農夫，印度的種業卻大賺，他們在這個企業王國裡不可能虧損。這只是地區的情況。在一些小鎮，那些原先只販賣化肥農藥的小商戶也會兼賣種子，事實上這些化學品和種子都出產自同一間公司。
▍嚴：這是一個全國性的體系嗎？
席：不。這是各個邦制定的政策，而且不受國家監管。孟山都到處宣傳自己的產品，當地的仲介就會跟農夫講：“來，看看這個錄影，你會變成百萬富翁啊！就是這個種子，買吧，買吧！”農夫也許會說：“但是我沒有錢啊。”“不用擔心，這裡打個手印就可以了。”然後那個可憐的農夫就會將自己的土地抵押上，那位仲介知道，這個農民不消兩年很快就會虧損，他也不在意農民欠他的錢，因為這塊土地很快就會屬於他的了。這根本就是一種土地掠奪，現實情況就是這樣。那些仲介，或者任何有錢的人，促使農民上當，實際上就是搶奪農民的土地。這不是鄉村社會的分層化問題，而是擴大了城鄉之間的差異。
▍嚴：對此印度社會目前有什麼行動？
席：我在1987年注意到跨國公司通過控制種子的專利權，並以基因改造技術去操控農業，我所做的首要事情是建立社區種子庫，至今已經建立了超過120個項目點。從一開始，我就很清楚不要去建立種子博物館，而是要創立一個全新的經濟模式。我們繼而鼓勵農民轉以對環境友善的方式耕作，不再使用農藥化肥。當地的土品種很適合有機耕作，但用化學耕作很可能就是一個錯誤的搭配，因為化學耕作方式需要能夠抵受化學物質的種子，有機種子卻不是為化學耕作而生的。當然了，我們也不可能單純地讓農民保留種子，叫他們轉為有機耕作，而不協助他們創立有機農作物的市場。因此我們從四個方面去介入。第一是設立社區種子庫，這意味著農民不再需要借貸去購買種子。第二是生態友善的生產方式，農民就不再需要花錢去購買農藥，生態系統的生產力也隨之提高，土地變得更健康、生物多樣性更豐富，也會有更多傳播花粉的媒介（昆蟲），這一切促使食物的增量。第三是通過食物主權運動把被垃圾食物佔領的領域再拿回來。在印度，食物往往是婦女的手工作品，我們要復興這個傳統。這很困難，全球的跨國農企不斷扼殺在地的另類選擇，而且通過食品安全法例居然使在地生產變得“非法”。第四是公平貿易，讓有機的、生物多樣性高的食物進入市場，讓農民可以從中得到合理的回報。
▍嚴：當我跟學生討論這些議題的時候，首先進入學生腦海的意念總是我們沒有資金去推動有機耕作。不管是來自城市或鄉村的學生，往往都認為有機耕作的成本很高。你有這樣的經歷嗎？
席：沒有，有機耕作並不是昂貴，特別是在我們這個地區，有機耕作反倒是比較省錢的。所謂昂貴只是因為申請有機認證的費用高昂，這種想法可以通過聯結消費者和生產者——農夫，通過銷售管道而改變。有機食品變得昂貴，往往是因為大企業從農民那裡購買食品的價格很低，低得農夫的生活無法維持。現在你要轉為有機耕作的話，你也得確保農夫有一定的回報。有機食品的價格好像比較高，實際上那是最實誠的價格。比個例子，我曾經對百事、利是兩個品牌的薯片做過研究。一袋薯片的價格，農民得到的回報是多少呢？只占那袋薯片的2%。
▍嚴：在衣索比亞，種咖啡的農民所獲得的收益僅僅占咖啡終端價格的1%。
席：農民的收益大概就是1%-2%。這比生產成本和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成本還要低。說到底，只是整個制度讓有機食品給予人一種價格高昂的印象，實際上是真實誠懇的價格。
▍嚴：你前面提到了印度的土地掠奪的狀況。可以做什麼去扭轉土地過分集中和私有化的現象嗎？
席：在土地方面，投機炒作和集中是大問題。投機資本進入土地，土地價格飛漲到一般人難以承受，一般農民難以參與到現有的土地經濟。農民可能隨時喪失土地，卻難以把土地買回來。正如種子的專利權被當成是獲取暴利的商機，土地也成為公司投資和投機的機遇，這個問題只會越來越嚴峻。這一切導致整個農業面貌改變，我們還需要發動一連串的運動去重奪土地。
▍嚴：那麼印度農業是否不再是小規模種植為主，而越來越規模化？
席：土地所有權越發集中，但這種所有權在名分上仍然是分散的。比方說我是一個賣農資的，我還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一個侄子，每個人的名下都擁有一些，否則就是違法的。總而言之土地擁有權表面上仍然是分散的，但實際上的地權已經脫離了村莊。
▍嚴：這對農業模式有帶來什麼轉變？
席:農業模式早就隨著旁遮普（Punjab，印度西北部一邦）的綠色革命而改變。但是在其他地區並不是這樣，其他地方農場的規模相對上還是小的。一個典型的小農場是多樣化的，會更保水，也會有更多的灌木、喬木以配合飼養牲口。而綠色革命自1955-1956年起，就大幅改變了旁遮普的鄉村地景，繼而自1965年及70年代之後就出現了危機。這種毀滅生態多樣性的農業模式至今依然盛行，他們認為工業化農業是好的。幸好，有機種植作為一種逆轉轉的力量而存在，有機耕種不至於完全消失。不可能的。
▍嚴：你走訪過全球許多地方，尤其在亞洲，你見到希望嗎？
席：我可以給你舉三個充滿希望的例子。在印度我們叫停了印度的轉基因Bt茄子。印度政府不允許轉基因茄子的銷售，孟山都也再不能引進這種作物。
▍嚴：為什麼印度在反抗轉基因棉花上沒能成功，而在阻止轉基因茄子上能獲得成功？
席：單單在印度，茄子的種類就超過4500種，非常多樣豐富。每一個人的生活都跟茄子有關係，整個國家從南到北都在栽種茄子，人們用茄子製作不同富有特色的食品。相比于棉花，儘管人人穿著棉質衣服，但棉花始終跟消費者的生活有點距離。但茄子就不一樣了。而且因為Bt棉花，我們已經有過不好的經歷。如果Bt技術對棉花的生產會帶來這些害處，那麼這種技術又會為茄子帶來什麼影響呢？我們要阻止它。孟山都也悄悄溜進孟加拉，孟加拉人民也發起了反對孟山都的運動。在這次會議上，何美芸在她的報告中展示了Bt技術研發的失敗，徹底的失敗；記者、本地的科學家，只要不是作為孟山都的夥伴而服務的科學家，正在醞釀一場轟烈的運動。先正達曾經嘗試在菲律賓推廣黃金米，當地農民卻推翻了作物實驗，並表明：“我們不要黃金大米！”（請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716337.html）在印尼，前年的一項裁決宣佈農民自行保種即屬違法。這些年來，我們致力推翻一切宣佈自行保存種子為不合法的法例，事實上保種是我們生而有之的權利，也是我們對地球應盡的責任。幸而保種運動已經發展成全球性的運動，印尼的人們將這起事件帶到憲法法庭上討論，法庭否定了拒絕讓農民保種的決定，農民重新獲得了保育種子的權利。你知道嘛，這些事情總是在發生。正如我經常講的，關於轉基因的辯論已經進入到最後的階段。但孟山都仍未作出最後的回應。我認為這場辯論對亞洲十分重要，主要有兩個理由：第一、亞洲地區在文化上、生態上具有非常豐富的多樣性，我們必須珍視這種多樣性；第二、我們還有一些獨立性。可憐的非洲大陸被比爾蓋茨（Bill Gates）所迫，而蓋茨是綠色革命的盟友，他們剛剛才結束了一次有關世界農業問題的大型會議。92所非洲大學被迫鎖定一項協議，失去了自由。以後這些學府是否獲得資助，取決於他們是否支持轉基因。目前來說非洲大陸遭受了最直接的攻擊，亞洲還沒有。當然這種威脅在亞洲的確存在。因此我們應該盡力維護我們的獨立性，建立一個食物主權體系。
原文刊在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