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ohn
在平常日子，記者只需一支筆、一本簿，頂多加一部相機和錄音筆，以足夠應付絕大部分採訪；從沒想過，做記者要做到日日帶頭盔返工。
9月28日，當同事們在夏愨道直擊警方放催淚彈之際，我卻留在家中努力嘗試睡覺，因為當時已獲知需通宵採訪，而且上司罕有地堅持我要先回公司取頭盔、眼罩和反光衣等裝備，再乘坐公司車出發到金鐘增援。在車上，看着電話中太太問候的信息，以及同事們不斷匯報最新戰况，感覺和士兵上戰場一樣。
在車上，心裏一直在盤算如何安置頭盔。由於頭盔同時覆蓋耳朵，若有緊急情况難以立即打電話向上司匯報；另外當時天氣仍然炎熱，總不能整晚戴頭盔。不過，頭盔同西瓜一樣大，若放入背囊，危急時就不能隨時使用，亦會令到背囊變成龜殼行動不便，最終決定將頭盔吊在背囊底，以便有事可以隨時戴頭盔。
結果那天晚上，我先由金鐘行去灣仔警署，首次目睹荷槍實彈的防暴警察佈防、驅趕示威者；再由灣仔行到意外佔領的銅鑼灣，但一整晚都無戴過頭盔。當時心裏十分明白，看過警察放淚彈後，點都要有頭盔作為護身符，開始日日返工帶頭盔。它陪我經歷多個晚上，走遍金鐘、旺角、銅鑼灣的馬路，但真正用得着的時候不多。
每當上司們特別要求大家帶齊裝備，甚至要求大家戴上頭盔時，意味隨時發生衝突。在10月初，一眾大學校長、各界名人突然以擔心警察暴力清場，呼籲學生撤退保命。盛傳清場的晚上，我負責通宵駐守金鐘，出發前上司已通知好大機會清場，而我亦以為金鐘佔領者己經進入作戰狀態。豈料我到金鐘時發現佔領區依然歌舞昇平，佔領者依舊在聊天、玩啤牌，絲毫不擔心會流血收場，令我不禁心中一寒，覺得佔領者過分樂觀。
另一次則是10月中，警方通宵收回亞皆老街和彌敦道十字路口後翌日清晨。當日早上我先被派往旺角，採訪只餘下南行線的佔領區，下午回公司寫稿，當時全日都沒有發生大衝突。晚上以為收工之際，電視傳來佔領者迫爆旺角，隨即前往增援。當時亞皆老街警方堅持行車，示威者則不斷在斑馬線紅綠燈位大玩「執銀仔」。每當綠燈時，一眾示威者隨即過馬路，聲稱過馬路時跌銀仔要搵返，擾攘至警員驅趕才返回行人路，我首次同情前線警員。每當紅公仔時警員只能靠大聲公勸示威者返回行人路，又要照顧路上行車，根本無法控制場面，令人感到無奈。
當時旺角愈夜愈多人，我即改往彌敦道近亞皆老街的花槽上，觀察事態發展。當時除剛重開的彌敦道北行線行人路，和南行線佔領區都是黑壓壓塞滿人，奪回另一半馬路只是時間問題。最終佔領者重奪3條北行線，全場傳出「我要爭普選」口號響撤旺角，兩邊馬路群眾互相揮手，部分人隨即架設鐵馬，與把守十字路口的防暴警對峙。那一刻，我沒有感動，而是害怕，首次感受到群眾運動的力量，更擔心其中一方採取進一步行動。這一晚，是我少有戴頭盔的晚上。
採訪佔領運動期間，帶頭盔返工固然令人困擾，但最大挑戰在於判斷是非，因為各類虛假流言滿天飛，去到眼見未為真的地步，過往有圖有真相的想法已經落後。一張打人的圖，可以是網上舊圖、假圖，也可以是圖片背後還有看不到的故事，是非對錯也不能一概而論；但可悲的是，社會上不少人都將事情的冰山一角當成事實全部，不願去聽去看和自己意外相反的事，嘗試看清事實全部。
按：明報職工協會傘下日月系列，留下日月伙伴們在採訪報道佔領新聞的種種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