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
[獨立媒體獨家發表]
反對拆卸紅灣最為人注意的聲音，是環保的要求。不過，紅灣事件所帶出的不僅僅是環保問題，更同時是香港的文化價值問題。
說自由、多元、法治是香港的文化價值，我想不會有太多的質疑。支持拆卸紅灣的討論，也以保障自由市場、私有產權和法律精神為主調。問題是，地產商之所以能夠提出拆卸紅灣半島，究竟是自由市場的結果？還是反自由市場的結果？而法治和私產，是否完全站於商人這邊，讓他們為所欲為？
首先，紅灣由政府居屋轉為私有產業，並不是自由市場運作的結果。紅灣半島的土地並非公開拍賣、也非自由入市，而是由政府出地、邀請發展商參與的形式建成。後期紅灣轉賣給新地和新創建，也沒有經過市場競爭、價高者得的過程，因此，紅灣的合約，並非自由競爭的合約，也可以說並不是自由市場交易的合約，而是由政府與兩家發展商不公開、透明地訂定的合約，更接近計劃經濟的實踐，儘管這計劃做得並不高明。
其次，私有產權並不等於產權擁有者可以對私產為所欲為。事實上，晚近的產權理論指出，產權往往並不是完整的，而是一束可分割權力/利，這些權力/利絕對不是無邊無際的，相反，產權往往有界限，例如受不同法例的監管(例如環保法例)，或受社會道德規範的制約(例如不應過份浪費)，因此，政府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發言人在回應社會批評時所說的︰「(紅灣)是私人物業，拆卸屬商業決定，我們不可以阻止。」(《明報》，30-11-2004，A06)顯然是不負責任的。政府可做的，除了引用各種可能的法例來阻止這種浪費行為以外，還可以以社會道德的規範來影響地產商的決策，正如吸煙也不犯法，但政府仍可以花錢賣廣告阻止市民吸煙，甚至立例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
有一種經濟學分析認為，拆卸紅灣重建豪宅多出來的數十億元利潤，等同「整體社會效益」的增加。不過，社會的整體利益是否存在還是一個疑問(誰享有這數十億元的利潤？)，而就算真的存在，也不會僅僅是單純的經濟考量，對於如何定義什麼是「整體社會效益」，道德、文化、環保等價值顯然並非無關重要。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社會的自由流動、尊重多元生活、包容不同社群等都應該是基本的價值。不幸的是，發展商關於拆卸紅灣的建議，所反映的只是單一的唯利是圖心態。更甚的是，拆卸紅灣半島的廣告，可算是一份貧富隔離的宣言，也是一份向社會自由流動下的戰書。
發展商說，紅灣半島是一個「毒瘤」，用優質地皮興建居屋，是「錯配土地資源」，要扭轉錯誤，「善用香港珍貴的土地」，只能將紅灣拆卸重建為高價的豪宅。紅灣半島居屋之所以被認為是「毒瘤」，並不是由於它的廁所「細到大肚婆不能進去」，也不是由於樓底不能高於2.5米，而恐怕真正的原因是擔心中低收入社群住進坐擁「無敵海景」的貴價地皮，會「污染」「高尚」社群的生活，會拖低紅磡區內已發展或將發展的私樓的樓價。為了「扭轉土地資源錯配」，只有將紅灣半島拆卸，杜絕低收入社群「進佔」「高尚」住宅區，讓有錢人獨享「珍貴」地皮，這樣才算是「善用」土地，才不算「浪費」。
發展商的「土地資源錯配論」和「毒瘤說」，隱含的是一種貧富隔離的邏輯，也就是將中低收入社群完全排拒出「高尚」住宅區的欲望，以保衛豪宅的「價值」。豪宅賣的不僅是「大肚婆能進去」的廁所，也不僅是高於2.8米的樓底，而更重要的是一種身份、一種「高尚」的生活方式、一種資格。倘若中低收入社群也能坐擁「無敵海景」，也有資格住進紅磡灣畔，豪宅的象徵性價值便會大為降低，價格也會隨之下跌。
貧富隔離的結果，是高收入與中低收入的社群老死不相往來。一國兩制下我們仍儘量要求中、港要多作溝通，但為什麼居於一制之下的不同收入的香港居民，反而要被人為分割？正如前房委會主席鄭漢鈞在2001年6月的會議上曾批評將「貴重」地皮改為私人發展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面對貧富懸殊日益加劇，若社會將市區地限作私人發展，勢令基層市民不滿，造成貧富隔離和社會分化，危及整體社會安定，因此絕不能單從經濟角度考慮。」(《星島日報》，2004-11-30，A02)
問題不在於在商言商，而在於言商之外，別無其他考慮。況且，目前世界潮流下的商業考慮也絕不只單純的唯利是圖，而是包含各種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落後於世界商業潮流的香港地產發展商，單純地以金錢掛帥自然不是新鮮事物，但如此高調提出貧富隔離，甚至連政府也不放在眼內，這恐怕已是一種警號。幸好紅灣最終並沒有由半島變為「全倒」，否則這將意味著劣質的商業營運和貧富隔離的邏輯的勝利，從而嚴重威脅香港社會的自由流動、多元包容的核心價值和良性營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