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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佔領中環」回看麥理浩「善政」

尼采終生在拷問「我為什麼會成為今天受苦受難的我?」 「過去」,有那麼重要嗎?是的,不知來處,如果知得現況和去向?十月十五日下午,不同團體和人士在中環貿易廣場演說,有人要「打倒新自由主義」、有人要修正資本主義,總之,大家對現狀不滿,要改變,然而,我們是否嘗試發出尼采式的拷問,即「我為什麼會成為今天受苦受難的我?」作為「打倒主義」的鋪墊?

到底,我們目前這種資本主義模式,更準確地說,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實踐,是什麼時候不知不覺地到臨香港,並無孔不入般影響著我們日常生活。溯源,這始於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是在一些人稱譽的麥理浩「善政」年代,降臨香港;它與新自由主義最早的實驗場智利,幾乎同時發生(1973年);比戴卓爾夫人之於英國,列根之於美國,還要更早。一九七一年,麥理浩上任香港總督,次年,馬上推出一連串金融開放政策,一九七三年撤銷外匯管制、 七四年撤銷黃金交易管制、七八年重新向外資銀行發放牌照(一九六五年停止的)、八二年取消存款利息預扣稅,同時取消低港元存款利息預扣稅……這一連串措施,加促了金融市場的開放和流通,而這種資本的開放和流通,正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實踐 。以銀行為例,一九六九年,香港註冊銀行只有八十五家,但到了一九八四年底,銀行數目已增至一百四十家,總行及其分支機構共達一千五百四十七家,「銀行多過米舖」一說,正是那時出現。

羅馬不是一天練成的。從七十年代開始的連串金融開放制度,到今天香港金融制度的亂象:雷曼迷債肆意橫行、高貸款比率造成的泡沬房地產市場,還有強積金成為退休保障的噩夢……這等等現象的背後,所呈現的,是麥理浩年代的「善政」所埋下的種子,到今天,才從「invisible(視而不見)」 到「被看見」。

除了金融業,另一個新自由主義實踐的載體,就是房屋。

今天,在我們的記憶裡,大多數人都在稱頌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又指這是「善政」中的「善政」。然而,大多數人沒有注意到,此一於一九七二年宣布的建屋計劃,十年後,原本計劃為180萬人口安居的計劃,只落實了一半,即96萬。但與此同時,麥理浩在公共房屋政策上作了一個急轉彎,這個轉彎成為今天香港「地產霸權」橫行的根源之一。

七十年代之前,殖民政府建造公共房屋的目的,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那時,大批徒置區興建,安置二戰之後大量回流港人以及從大陸南逃的難民。這個階段,公共房屋主要是一個「收容」和「安置」的作用;到了六十年代初,香港工業蓬勃發展,為了提供廉價的勞動力,除了徒置區,還在工業大廈周邊興建大量居住條件較好的廉租屋,M. Castelle曾經指出,這些大量興建的公屋房屋,是協助工業及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持 。(註二)然而,到了麥理浩時代,公營房屋發揮「安置的」或「支持」的居住空間的功能霎時轉變,變成一個「調節的」空間,更確切的說,一個調節私人房屋市場的空間。

一九七六年,港英殖民政府宣佈「居者有其屋」政策,即「居屋」。表面上,是讓港人有機會成為業主,但事實上,是香港將公共房屋作為一個私營房屋市場的調節器。首先,居屋價格與私人市場價格掛勾。政策推行時,已經有政府文件指出,居屋價格應是市場價的三分之一。除了價格外,興建的數量,也是調節的關鍵。二零零三年,香港房地產泡沬爆破至高峰期,當時特區政府宣佈無限期停售及停建居屋,後來,房地產市場復甦、飆升;最近,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雖然聲言復建居屋,但條件是「如果將來私人市場房屋價格回落,會即時叫停」。除了興建居屋,八十年代開始啟動的「公屋富戶政策」,即對公屋家庭進行入息審查,如入息超過一定額度,即收取雙倍租金。此等措施,均是加速公營房屋私營化的過程。除了金融流通之外,公營事業私有化,也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實踐。(註一)

然而,光是觀看金融制度開放及公營事業私有化,並不能立體呈現新自由主義於七十年代開始於香港播下種子的全貌。金融服務業全面發展與房屋市場化所建構的,是一種「新香港人」,這種「新香港人」,和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連串反殖民族運動者截然二分,他們追求理性的中產生活,學者鄧永成在「超越中環價值的歷史地理觀──回溯『沙田價值』」一文中,以七十年代沙田發展成新市鎮所呈現的「沙田價值」,對這個年代所營造的「新香港人」有深刻探討。這種「沙田價值」與「中環價值」互相輝映。如果說,「中環價值」是一種金融的、流通的、專業的、管理的價值,那麼「沙田價值」,就是一個基層市民「獲得了階級向上流通」的結果。藉此,人們產生了一個向上流動的想像,一個積極邁向中產、當業主的想像。這些「新香港人」,正是今天香港主要經濟結構的中流砥柱,他們依然信仰新自由主義的模式,這些人,還包括雷曼苦主及其他在金融股票/房地產炒賣市場中體無完膚的人。然而,這個「想像」今天已逐漸被摎破,也正在們「佔領中環」的原因。

很難估計,香港的「佔領中環」行動能持續多久?是否會引起更大的迴響?然而,不管去路如何,認識過去,依然必要。

註一:David Harvey, «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註二:M. Castelle, Lee Goh, R. Yin-Wang Kwok « Shek Kip Mei Syndrome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blic Housing in Hongkong and in Singapore », Pion, 1990

* 本文刪減版已刊登於十一月十二日香港《經濟日報》評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