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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樂生「學生犯」談起

不如「六步一跪」那般引人注意,青年樂生聯盟的張、許兩位學生日前悄悄收到法院判決書,判處拘役五十天、緩刑三年。更早幾個月,則是另外兩位甫自碩士班、博士班畢業的聯盟成員莊、楊,被檢方要求四十小時義務勞動、緩起訴。

法官的判決書相當有意思,他認為「社會中堅」不應為了「伸張」自身信念而「帶頭」違法,因此,為了維護社會秩序給予五十天的責罰。但判決書的觀點卻與先前裁定緩起訴的另案有所出入,當時,檢方表示莊、楊兩位成員為了樂生抗爭「屬於公益」,且態度良好不予起訴。
   
認定當事人行為在程度上的差異當然導致法庭結果的不同,然而同一事件的抗爭既有「公益」與「恣意」兩種觀念上的迥別,實已顯示法庭主觀判斷的自我矛盾。除此細節,兩則結果其實又都以隱蔽的語言暗示某種是非對錯的概念,或說挑明了抗爭與正義的限度。
   
上述四人並非連樂生抗爭中的個案,事實上近四年來已有十數位成員分別遭到傳喚,或當場扣留,而樂生抗爭亦非近年獨有的學生抗爭,日前已有數位在學生或因反高學費抗爭,或於工會秘書任內參與工會罷工而在現場遭到羈補、事後起訴。恰逢「解嚴二十週年」,政黨之間為爭奪民主象徵性而爭鬥,但或許樂生的「學生犯」能讓我們重新認識「解嚴」的意義,也揭露台灣社會的一些自我困局與矛盾。
   
首先當是社會對於民主、自由的與自我催眠,原該是經由社會抗爭擊垮壟斷政商統治者之景象,卻因為政府開放選舉政治,而保留了政府「公」的地位,進而它的政規仍能佔有指導性。順著解嚴,一九八八年公布「集會遊行法」,遂將各種社會抗爭逐漸予以形式上的體制化,原先為了反抗政策暴行的行動反而變成一種例行公事,甚至還要劃定集會專區「保障集會遊行的權利」。政府以「保障公共」的名義,把工運、反核、婦運、原運,都切割為「他人自己的事」。

對於社會大眾來說,這似乎意味著政府合法化了群眾行使抗爭的自由,殊不知,正是過去嘉年華會般的大規模、不分彼此的群眾示威,才是使得政府不知所措的解放形式。今日抗爭者在「合法」範圍內被迫自宮,整個社會也因相信選舉政治「公共」的民主形式而拋棄了自由,處處收起原來對「違法」示威者所抱有的共鳴。結果,政府得用更彈性的手腕控制社會反彈,而這個手段之中包含了社會自己。

這是台灣社會在「民主化」議程下的內在深沈歷史困局,人民不覺「戒嚴」與「民主」其實都是政府作為有機變形體的權力施展形式之一,無時無刻不在創造新的機制從觀念與實際上掌握了社會中的人。當然,也不能說社會毫無反省表現,因為「社會公義」的呼聲總是不斷出現。以幾十年來的印象來說,每逢政府稍顯腐像,自然而然的會有一種聲音呼籲「學生站出來」,但從此足讓我們轉向社會的第二層自我矛盾,或說是悲憐式的自欺。

早從釣魚台事件、美國宣布斷交、九○年代反萬年國會,和近年的反貪腐及對反貪腐的反制,或者護台灣與對護台灣的反制,在內部與外部的主權議題上,社會總是表現出期待學生站出來的景致。不但將學生視為公正、公益、理想性,而且認定政府一定該傾聽學生的聲音,進行改變。於是,凡有學生聚集呼喊,大眾們總是掏錢捐物資、高聲讚賞,彷彿一切卑劣、罪惡的事都將因為學生的揭露而真相大白,「正義」終將伸張。

但是,從樂生「學生犯」的例子可見,那種將學生推向純粹性之顛峰的氛圍,實際上是社會潛意識之表現,是社會對於自身的不確定感。此份來自無自信的力量若過張,將導致自我反撲而瓦解自身,這也就是為何樂生抗爭逐漸被形塑為「過度」理想。很詭譎的,當社會抗爭原先就該具有的理想力量正要發威,包含著社會自身在內的力量卻開始要求學生「面對現實」。這是什麼現實?是來自於前一層歷史困局的勿管他人閒事,也叫做公家的事政府會做,這意味著「純粹與理想」死在社會自己的手中。
   
這是台灣內在的至少兩層困局,它的來由不單是政府的強力霸道,更是社會與統治結構所共同導致。「解嚴政策」確實已經頒佈了二十年,然而今天要問的並非哪個幫助台灣解嚴進入民主;恰好相反,我們該問的是:誰促成了統治的力量用新的形式,阻止了社會反抗中一個個堅韌的身影被更清晰的閱讀、相互理解?以及是什麼什麼力量使得社會力量向內萎縮、把關於「公共」的權力與權利讓渡給官府?我們要問的是:是誰使得民主不再可能?
   
今日若要說解嚴意味著什麼?僅能說是一小撮人所霸佔龐大的政商利益結構,轉由稍大的一搓人所霸佔。除此之外,從「學生犯們」身體抵抗所導致的,那既被認定為聲張公益卻同時要被刑罰的結果看來,那麼也只能對於「學生犯們」戳痛了社會自身而稱幸。她/他們幫助我發現,多麼令人疑惑、驚懼的,於「民主時代」要求國家解除其對社會的強制、控制、壓抑,已不再可能;在「自由社會」呼籲(社會)深切反省、解放、以身體支持並抗拒不公義亦不再可能。

解嚴前的社會革命短期內不再將大規模出現在街頭已令人緊張,而政黨政治又同時習得一套奪取「公共」象徵與機構的展演方式則更令人焦慮,兩條平行鎖鍊緊扣著模糊的社會史。是的,社會的許多角落一直都存在從底層反抗的身影,她/他們願意為了受壓迫而起身,但是革命者要做的關於未來的功課顯然不見得會多於回溯與反芻自我。在追問政治如何可能的路上,許多疑問都從「學生犯」的影子中顯像,但待解的問題仍堆在暗室。

(圖片來源:作者。圖片內容:二00七年三月金華街行政院長官底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