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內地的情況與香港息息相關，把它關起來，它變壞一定會影響到這邊，換句說，國內的人是否來香港，國內都會影響香港。」(長平於另一場合，jeanyim攝)
編按：一提起國內新來港移民，很多人都會想到「拖低工資，搶飯碗」、「排隊黨、搶奶粉」、「生仔機器、搶床位」、「被洗腦、五毛黨」、甚至是「民建聯票倉、中聯辦卧底」等刻板印象。然而，這種子烏虛有的對立，將會把我們帶到什麼境地？以下幾個新來港人士的訪談，希望敞開大家的想像，回到每個人的具體經驗之中，與這些社會新成員溝通，並邀約他們一起去捍衞香港這片自由的土地。
長平：徘徊在香港的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問／整理：阿藹、葉蔭聰 答：長平）
長平，國內資深傳媒人、前《南方都市報》副總編長平，在今年四月「被退休」。十多年來，他一直頂著中宣部的壓力，在能力範圍內，捍衞言論自由、批判社會不公。在2008年拉薩騷亂後，他就撰文提出真相和公義，只能在一個有採訪自由和開放的輿論環境下才能彰顯。結果，他成為眾矢之的，被《中華網》等強國陣營打為西方的走狗，然而他沒有放棄批判社會。
這次訪問，主要是因為過去幾年，長平經常來往中港兩地，而且他的女兒也是在香港出生，他的經歷，為最近「國內孕婦來港產子」和「新來港移民」的一些論爭，提供一個新的角度。此外，他對香港媒體生態的批判，可謂一針見血。
問：能不能談一下你的女兒，她是在香港出生吧？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決定？
答：之前沒有多想，當時剛好到香港大學做訪問學人，朋友就提醒說不如順便去香港生。我太太胎位有問題，在香港公立醫院的產費是三萬九，跟內地差不多，香港的醫院質素還要比國內好。至於身份證的問題，當時沒有多想，過後覺得有這樣的身份挻好。
其實我九二年結婚，十七年後才生孩子，為什麼過了那麼多年才生，是因為覺得這個社會不夠好，若作為有責任的父母，我一直懷疑是否要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來，這個疑問我一直沒有答案，後來年齡也大了，到最後才做出這個決定。這些想法，當然與我生活在中國社會有關係。當然，我對整個世界都不夠滿意，有點虛無主義。
現在孩子快到兩歲了，我希望他能在香港受教育。其實我對香港的文化和教育也有不滿的地方，我覺得香港的商業氛圍太重了，商業主義壓倒其他領域。香港不單是地產霸權，有點是資本霸權，但是談這些都不能跟內地比，世界很多地方都比內地好，香港的教育系統還是比內地好很多。上周香港社會談到了「洗腦」的問題，在內地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香港還是會拿出來討論，還能成為一個問題。內地從稚兒園開始，就灌輸了很多很不好的東西，造成很多很不好的影響。
問：作為傳媒人，你對香港媒體生態有何觀察？
答：譬如說媒體就比較多受到資本的影響，它可能就不登某個資本家或者其集團的負面新聞。我甚至聽說有一個大商人打電話給報社說，有一些年青人到百佳抗議，這不好，你們批評一下，那報社後來真的組織了文章來批評，這是很恐怖很糟糕的事情。香港大大小小的媒體，都多多少少地受資本家的影響，但到這一步就很有問題。
另一方面是，這些資本家同時跟權力有勾結，透過它們來影響媒體、控制媒體，我對這方面有一些了解，很不滿意。
言論自由主要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個是政治權力，一個是資本權力，在香港在政治權力好一點點，比內地好很多，在內地政治控制是公然的、系統性的、制度性，在香港市民可以反對，可以上街，政治控制好一些，但資本控制其實挻明顯的。
在香港我比較多接觸關心內地的記者，他們大都很有正義感、責任心，對我本人的情況也很關心，我從他們口中知道香港媒體的困境，他們對香港媒體很多不滿。
至於媒體中上層，有些老一代的文人有愛國理想，我跟他們想法不完全一樣，我理解在境外老一代的有愛國情懷，這跟歷史、他們的經歷和中共的統戰有關。我也在愛國主義教育下成長，認為自己要愛國，但我們的愛國是要批評政府，促進言論自由的空間，推進民主。我們認為這樣是愛國的，可能有些愛國人士認為我們不應該到處批評中國政府，要有建設性意見，但我覺得除建設性意見外，批評也很重要，所以我對一些香港或境外嚴厲批評中國政府的言論也很理解，而且認為有些批評非常有用。
問：你在香港做訪問學者期間有什麼活動？有甚麼體會？
答：在香港做訪問學者的機會是很難得的，會出席公開演講，跟學生有很多交流，這些機會很重要。內地人，學者也好學生也好，我覺得他們認該與本地人有更多交流，現在還是有很多隔膜，這是因為他們成長背景差異很大，對一些具體事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香港學生應更多意識到香港與中國的關係。過去很多香港人認為與中國的關係不強，認為保住自己的自由就可以，不覺得中央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但從法律和實際的政治運作上看，中央政府在九七後就是香港人的政府，它製訂的政策會影響到你，當它們管到你的地方政府，你就應該去關注和監督這個政府。再且，它也會影響地方政府的民主進程。
此外，內地的事件可能會影響香港，現在香港人看到的是經濟方面的影響，購物、旅遊，其實這些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們會看到內地人生孩子、把醫院佔領，但他們沒有想到為什麼美國人沒有結伙成群的來香港生孩子？其實內地人來香港，一點不比美國人容易，亦比南非人和馬來西亞人更難一些。生孩子不單止是生孩子的問題，它是一個內地境外移民潮的問題，為什麼中國人都要離開中國？很多明星，像電影「建國大業」裡，最少有三份之一都不是中國國籍的，為什麼呢？若中國不是現在這樣的情況，香港人根本不用擔心，根本不會有人來生孩子。很多事情表面看是具體問題，但卻與中國大陸的整體處境息息相關。
至於內地學生，他們的心理更複雜。內地學生在很多事情上，是被矇閉的，他們看不到訊息，不了解情況，他們應該是受害者，成長了二十年不知道這事，來到香港終於可以看到、可以談論，憤怒的應該是他們。但情況卻不是這樣，彷彿是這些國內學生要為自己的身份辯護，甚至表現為為中共政權辯護，提出當時情況是否可以理解。這可能與他們受到的教育有關，可能與他們複雜的身份有關係，很多人到了境外，面對的首先是自己的身份問題，我是誰？他們首先認同自己是內地人，而當你說內地很壞的時候，他就覺得自己身處其中。其實很多學生是為自己的身份辯護，這把事情搞得非常複雜，而不純粹是一個歷史問題。他們會說我對國內也有意見，但你不要這樣說，這時他們都有身份迷失。
問：所以我覺得，像你這樣的位置，與內地學生交流更有效。
答：對，像你說的一樣，在香港我會遇到很多內地學生，他們會把我當自己人，找我傾訴，說香港人罵他們、歧視他們，我會跟他們解釋和交流。
我也認為有些歧視是不對的，我我也遇到過一些，自己也感同身受。我在港大演講時，會有香港學生起來要求以廣州話交流。我回應說，我非常了解你這句話的意思，我理解你提的問題，若沒有一些不滿與一些感受你不會這樣提，若只是交流的話，大家一定會用大家聽得明白的語言，普通話英文都可以，但你卻選擇自己的語言而不管對方是否聽得懂。我告訴內地生，大家首先要明白對方為什麼要提這樣的問題。我甚至遇到過一位香港醫生，他只堅持對我說廣州話，甚至不願說英語。他認為，你不會說廣州話，來香港幹嘛？這讓我很驚訝，因為一般醫生不會這樣的，這應該是極個別，可能那天很有情緒，醫生應該最重視人道、關心病人，診症不應該是政治表達。我盡量去理解這些情緒。
國內學生會向我傾訴這些。我會跟他們說來香港主要是學習，而不是封閉自己，不是要扺抗，首先開放心靈和頭腦，走出自己的身份意識，有些問題可以學術地討論，抽離一點，甚至把自己作為觀察對像。
香港學生也應更開放地與國內學生交流，不能一下子就說你被洗腦，你這樣攻擊，他們可能馬上就歸邊。而且，他們每一個人都不一樣的，不能以整體的印象來概括。那一年到港大，剛好遇到學生會就六四辯論，那個學生會長陳一諤下台，特別激烈，很多人捲進去了。有很多國內學生，都被香港學生劃清了界線。
問：可否宏觀一點地分析一下最近有關新移民來港問題的爭論？
答：我反對一切界線，我認為大陸學生到外面是好事。若人類是平等的，不應因為國內政治制度不好而關起來，不要視之為洪水猛獸。這涉及人類平等的問題，若不分國族界線，全世界人口裡面，每四個人就有一個內地人，這是正常狀態。但因為政治制度，可能會有些不同，導致一些社會現象和行為有差別，若你覺得不好，就像有些香港人所講的劣質社會，其實那些人是第一受害者，接著才是香港人。這是從原則的角度看。
至於具體的情況，可能會有你所說的情況，有些人是為政府工作，但有些人是身份迷失。但長遠來說，有些人會有所改變，我覺得交流很重要，我自己認識的內地人，不管是官員或學生，他們都承認香港好的地方，很少有人說香港不好，這是基本的認知。
內地的情況與香港息息相關，把它關起來，它變壞一定會影響到這邊，換句說，國內的人是否來香港，國內都會影響香港。究竟是關起來讓它變得更壞，還是開放讓更多人來，這兩個情況，哪一個對香港影響更壞？這很難說。再且，關起來的想法太不切實際，從法律上、從世界潮流上都不可能。大家應該看到這是他們的自由、一個大勢，然後再去討論如何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好的秩序與法律。
問：你自己有什麼打算？目前你不能在國內媒體工作，有沒有打算在香港找工作？
答：我一直受愛國主義教育影響，早年有人問要不要留在美國，我當時認為我在中國更有用。現在假如中國媒體給我機會，我仍然會猶豫究竟應該選擇在香港還是在國內。即使我決定留在香港，我還會繼續通過不同的方法給內地供稿。若留在美國，我對美國人起不了作用，若能選擇，我更願意在香港，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可以在這裡做一些事情。現在國內媒體沒有給我這個機會。若留在香港，我主要還是在媒體與寫作方面發展，此外，我希望更多了解香港，也多向香港人介紹國內的情況。
其實我現在的想法跟以前有點不一樣，應該更自由一點。媒體與寫作，可以在內地幹，可以在香港幹，也可以在美國，甚麼地方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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