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開面目模糊的「新來港」之一:長平﹝獨媒六四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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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先生
長平:「內地的情況與香港息息相關,把它關起來,它變壞一定會影響到這邊,換句說,國內的人是否來香港,國內都會影響香港。」(長平於另一場合,jeanyim攝)


編按:一提起國內新來港移民,很多人都會想到「拖低工資,搶飯碗」、「排隊黨、搶奶粉」、「生仔機器、搶床位」、「被洗腦、五毛黨」、甚至是「民建聯票倉、中聯辦卧底」等刻板印象。然而,這種子烏虛有的對立,將會把我們帶到什麼境地?以下幾個新來港人士的訪談,希望敞開大家的想像,回到每個人的具體經驗之中,與這些社會新成員溝通,並邀約他們一起去捍衞香港這片自由的土地。

長平:徘徊在香港的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問/整理:阿藹、葉蔭聰 答:長平)

長平,國內資深傳媒人、前《南方都市報》副總編長平,在今年四月「被退休」。十多年來,他一直頂著中宣部的壓力,在能力範圍內,捍衞言論自由、批判社會不公。在2008年拉薩騷亂後,他就撰文提出真相和公義,只能在一個有採訪自由和開放的輿論環境下才能彰顯。結果,他成為眾矢之的,被《中華網》等強國陣營打為西方的走狗,然而他沒有放棄批判社會。

這次訪問,主要是因為過去幾年,長平經常來往中港兩地,而且他的女兒也是在香港出生,他的經歷,為最近「國內孕婦來港產子」和「新來港移民」的一些論爭,提供一個新的角度。此外,他對香港媒體生態的批判,可謂一針見血。

問:能不能談一下你的女兒,她是在香港出生吧?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決定?

答:之前沒有多想,當時剛好到香港大學做訪問學人,朋友就提醒說不如順便去香港生。我太太胎位有問題,在香港公立醫院的產費是三萬九,跟內地差不多,香港的醫院質素還要比國內好。至於身份證的問題,當時沒有多想,過後覺得有這樣的身份挻好。

其實我九二年結婚,十七年後才生孩子,為什麼過了那麼多年才生,是因為覺得這個社會不夠好,若作為有責任的父母,我一直懷疑是否要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來,這個疑問我一直沒有答案,後來年齡也大了,到最後才做出這個決定。這些想法,當然與我生活在中國社會有關係。當然,我對整個世界都不夠滿意,有點虛無主義。

現在孩子快到兩歲了,我希望他能在香港受教育。其實我對香港的文化和教育也有不滿的地方,我覺得香港的商業氛圍太重了,商業主義壓倒其他領域。香港不單是地產霸權,有點是資本霸權,但是談這些都不能跟內地比,世界很多地方都比內地好,香港的教育系統還是比內地好很多。上周香港社會談到了「洗腦」的問題,在內地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香港還是會拿出來討論,還能成為一個問題。內地從稚兒園開始,就灌輸了很多很不好的東西,造成很多很不好的影響。

問:作為傳媒人,你對香港媒體生態有何觀察?

答:譬如說媒體就比較多受到資本的影響,它可能就不登某個資本家或者其集團的負面新聞。我甚至聽說有一個大商人打電話給報社說,有一些年青人到百佳抗議,這不好,你們批評一下,那報社後來真的組織了文章來批評,這是很恐怖很糟糕的事情。香港大大小小的媒體,都多多少少地受資本家的影響,但到這一步就很有問題。

另一方面是,這些資本家同時跟權力有勾結,透過它們來影響媒體、控制媒體,我對這方面有一些了解,很不滿意。

言論自由主要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個是政治權力,一個是資本權力,在香港在政治權力好一點點,比內地好很多,在內地政治控制是公然的、系統性的、制度性,在香港市民可以反對,可以上街,政治控制好一些,但資本控制其實挻明顯的。

在香港我比較多接觸關心內地的記者,他們大都很有正義感、責任心,對我本人的情況也很關心,我從他們口中知道香港媒體的困境,他們對香港媒體很多不滿。

至於媒體中上層,有些老一代的文人有愛國理想,我跟他們想法不完全一樣,我理解在境外老一代的有愛國情懷,這跟歷史、他們的經歷和中共的統戰有關。我也在愛國主義教育下成長,認為自己要愛國,但我們的愛國是要批評政府,促進言論自由的空間,推進民主。我們認為這樣是愛國的,可能有些愛國人士認為我們不應該到處批評中國政府,要有建設性意見,但我覺得除建設性意見外,批評也很重要,所以我對一些香港或境外嚴厲批評中國政府的言論也很理解,而且認為有些批評非常有用。

問:你在香港做訪問學者期間有什麼活動?有甚麼體會?

答:在香港做訪問學者的機會是很難得的,會出席公開演講,跟學生有很多交流,這些機會很重要。內地人,學者也好學生也好,我覺得他們認該與本地人有更多交流,現在還是有很多隔膜,這是因為他們成長背景差異很大,對一些具體事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香港學生應更多意識到香港與中國的關係。過去很多香港人認為與中國的關係不強,認為保住自己的自由就可以,不覺得中央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但從法律和實際的政治運作上看,中央政府在九七後就是香港人的政府,它製訂的政策會影響到你,當它們管到你的地方政府,你就應該去關注和監督這個政府。再且,它也會影響地方政府的民主進程。

此外,內地的事件可能會影響香港,現在香港人看到的是經濟方面的影響,購物、旅遊,其實這些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們會看到內地人生孩子、把醫院佔領,但他們沒有想到為什麼美國人沒有結伙成群的來香港生孩子?其實內地人來香港,一點不比美國人容易,亦比南非人和馬來西亞人更難一些。生孩子不單止是生孩子的問題,它是一個內地境外移民潮的問題,為什麼中國人都要離開中國?很多明星,像電影「建國大業」裡,最少有三份之一都不是中國國籍的,為什麼呢?若中國不是現在這樣的情況,香港人根本不用擔心,根本不會有人來生孩子。很多事情表面看是具體問題,但卻與中國大陸的整體處境息息相關。

至於內地學生,他們的心理更複雜。內地學生在很多事情上,是被矇閉的,他們看不到訊息,不了解情況,他們應該是受害者,成長了二十年不知道這事,來到香港終於可以看到、可以談論,憤怒的應該是他們。但情況卻不是這樣,彷彿是這些國內學生要為自己的身份辯護,甚至表現為為中共政權辯護,提出當時情況是否可以理解。這可能與他們受到的教育有關,可能與他們複雜的身份有關係,很多人到了境外,面對的首先是自己的身份問題,我是誰?他們首先認同自己是內地人,而當你說內地很壞的時候,他就覺得自己身處其中。其實很多學生是為自己的身份辯護,這把事情搞得非常複雜,而不純粹是一個歷史問題。他們會說我對國內也有意見,但你不要這樣說,這時他們都有身份迷失。

問:所以我覺得,像你這樣的位置,與內地學生交流更有效。

答:對,像你說的一樣,在香港我會遇到很多內地學生,他們會把我當自己人,找我傾訴,說香港人罵他們、歧視他們,我會跟他們解釋和交流。

我也認為有些歧視是不對的,我我也遇到過一些,自己也感同身受。我在港大演講時,會有香港學生起來要求以廣州話交流。我回應說,我非常了解你這句話的意思,我理解你提的問題,若沒有一些不滿與一些感受你不會這樣提,若只是交流的話,大家一定會用大家聽得明白的語言,普通話英文都可以,但你卻選擇自己的語言而不管對方是否聽得懂。我告訴內地生,大家首先要明白對方為什麼要提這樣的問題。我甚至遇到過一位香港醫生,他只堅持對我說廣州話,甚至不願說英語。他認為,你不會說廣州話,來香港幹嘛?這讓我很驚訝,因為一般醫生不會這樣的,這應該是極個別,可能那天很有情緒,醫生應該最重視人道、關心病人,診症不應該是政治表達。我盡量去理解這些情緒。

國內學生會向我傾訴這些。我會跟他們說來香港主要是學習,而不是封閉自己,不是要扺抗,首先開放心靈和頭腦,走出自己的身份意識,有些問題可以學術地討論,抽離一點,甚至把自己作為觀察對像。

香港學生也應更開放地與國內學生交流,不能一下子就說你被洗腦,你這樣攻擊,他們可能馬上就歸邊。而且,他們每一個人都不一樣的,不能以整體的印象來概括。那一年到港大,剛好遇到學生會就六四辯論,那個學生會長陳一諤下台,特別激烈,很多人捲進去了。有很多國內學生,都被香港學生劃清了界線。

問:可否宏觀一點地分析一下最近有關新移民來港問題的爭論?

答:我反對一切界線,我認為大陸學生到外面是好事。若人類是平等的,不應因為國內政治制度不好而關起來,不要視之為洪水猛獸。這涉及人類平等的問題,若不分國族界線,全世界人口裡面,每四個人就有一個內地人,這是正常狀態。但因為政治制度,可能會有些不同,導致一些社會現象和行為有差別,若你覺得不好,就像有些香港人所講的劣質社會,其實那些人是第一受害者,接著才是香港人。這是從原則的角度看。

至於具體的情況,可能會有你所說的情況,有些人是為政府工作,但有些人是身份迷失。但長遠來說,有些人會有所改變,我覺得交流很重要,我自己認識的內地人,不管是官員或學生,他們都承認香港好的地方,很少有人說香港不好,這是基本的認知。

內地的情況與香港息息相關,把它關起來,它變壞一定會影響到這邊,換句說,國內的人是否來香港,國內都會影響香港。究竟是關起來讓它變得更壞,還是開放讓更多人來,這兩個情況,哪一個對香港影響更壞?這很難說。再且,關起來的想法太不切實際,從法律上、從世界潮流上都不可能。大家應該看到這是他們的自由、一個大勢,然後再去討論如何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好的秩序與法律。

問:你自己有什麼打算?目前你不能在國內媒體工作,有沒有打算在香港找工作?

答:我一直受愛國主義教育影響,早年有人問要不要留在美國,我當時認為我在中國更有用。現在假如中國媒體給我機會,我仍然會猶豫究竟應該選擇在香港還是在國內。即使我決定留在香港,我還會繼續通過不同的方法給內地供稿。若留在美國,我對美國人起不了作用,若能選擇,我更願意在香港,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可以在這裡做一些事情。現在國內媒體沒有給我這個機會。若留在香港,我主要還是在媒體與寫作方面發展,此外,我希望更多了解香港,也多向香港人介紹國內的情況。

其實我現在的想法跟以前有點不一樣,應該更自由一點。媒體與寫作,可以在內地幹,可以在香港幹,也可以在美國,甚麼地方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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