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如果想先了解貧窮線，請看副稿。)
基層和社會服務團體爭取貧窮線多年，終見成果。去年九月，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不久，便拍板設立貧窮線，並急於今年完成。然而，經過半年發展，部份團體開始質疑貧窮線的成效，其目的是令政府壓低貧窮人數，多於切實訂立扶貧指標，逐步處理貧窮問題。
在上星期六（4月20日）一個研討會上，有扶貧委員會成員及社會政策學者提醒，除了關心貧窮線如何制訂外，還要正視扶貧委員會討論時，文件要保密，以至難以向外間更新訊息，以及要構想具體扶貧措施，逼使政府交出時間表及路線圖。
該研討會嘉賓有扶貧委員會成員馮檢基及張國柱（主題圖片左一及右一）、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張超雄（左二）、中文大學社工系副教授黃洪（右二），主持為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李劍明（中間）。
貧窮線或較綜援線高 黃洪倡設基本生活保障線補救
去年9月27日，政府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決定設立貧窮線。迄今仍未正式公布貧窮線的量度標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只是在上月表示，委員會共識是採用相對貧窮概念，即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個百分比。坊間相信是五成。
政府會按住戶人數訂立其貧窮線，即不同住戶數目有不同中位數五成收入。有趣的是，如果把此等數值跟綜援申請限額比較，兩組數據會不對等。
參考上表，二人或以上貧窮住戶，即使領取綜援後，仍未脫貧。因此，馮檢基堅持要把貧窮線訂在入息中位數六成，即高於綜援線。張國柱則稱會上大部份委員「尊重」社聯及樂施會的經驗，用五成的建議。那麼，可否用綜援線成為貧窮線，從而保障貧窮家庭生活？
扶貧委員會成員羅致光去年九月在《明報》撰文，不認同以綜援平均水平作為貧窮線。理據如下：
一、如果綜援額按平均數統計，一定有一部分綜援住戶，在領取綜援後仍處於貧窮線之下。假設以增加綜援扶貧，綜援平均數便會上升，在統計上，亦即領取綜援而低於平均數的半數人口，便會增加。
二、同時，由於貧窮線提高了，有更多沒有領取綜援的住戶就「跌」入貧窮線之下，而令整體貧窮人數增加。
三、削減綜援便會令貧窮線下調，因此在貧窮線以下的人數便在統計上減少了，出現「減少福利就可減少窮人」的奇怪結論。
這是平均數與中位數的不可配合的結果，而第三個情境的確會出現，尤其是在經濟衰退時。因此，在研討會上，黃洪倡議在貧窮線之外，另訂一條「基本生活保障線」（基保線），計算滿足生活的最基本需要，而且成為制訂綜援金額的基準。這類像外地的「標準支出」方法，以計算不同人口數目及特徵的香港住戶，若要維持生活的基本需要，所需要的貨品和服務。
這一籃子的貨品及服務會化成貨幣開支，「逐蚊逐蚊計」，訂出基保線。所謂基本需要，可交由大部分市民認同為基本需要的項目列入該籃子。
黃洪早前撰文補充，貧窮線能發揮監察作用，而基保線發揮規範作用。這會補足用收入計算貧窮率，而沒有參考家庭生活支出模式的缺陷，同時解決絕對貧窮的問題。
港式貧窮線：住港島公屋，冇窮人
在扶貧委員會內，爭議最大的，是應否把公屋資助，計算為政府扶貧政策後的住戶入息，以及如果要計算，計算的方程式。
政府主要以稅收及社會福利的再分配政策，拉近住戶收入差距（即是說稅務及福利轉移）。在討論貧窮線的初期，扶貧委員會建議把醫療、教育、公共房屋和社會援助「折現」，加入窮人收入，然後檢視有多少人不再貧窮。經過一番爭論後，委員會剔除教育和醫療兩個範疇，以及預算案一次性紓困措施，因為這是全民福利，不只是窮人獨有，計算也沒有意義。生果金就未有決定，馮檢基就反對。至於綜援，書簿津貼等就計算為福利轉移後的收入。
工黨原則上反對計算公屋資助，民協就認為可以計算，因為公屋的性質跟其他社會援助一樣，是給符合入息及資產審查的人，含資助成分。
如果住戶居住一家出租公屋，等於政府津貼住戶多少現金？不同委員有不同意見。起初是津貼額是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估計公屋的市值租金，減去公屋戶實繳租金。荒謬的情況就出現：公屋租戶沒有實質現金收入，住了公屋不等於租戶變得富裕。馮檢基說：「近十八個月，私樓租金升幅尤其誇張，年初跟年末的租金可以差很遠，而公屋租金變化不大，那是否指公屋租戶年初貧窮，年底不貧窮？」
綜合報章及研討會資料，當局計算出港島區的公屋租金福利津貼平均約4千至4千2百元，九龍及新界則分別為3千多元及2千至2千多元。假設一個三人家庭，收入只有8千元。如果他們居住在新界區公屋單位，經過公屋轉移後的收入也較貧窮線低，但如果住在港島區，他們就脫貧。
（單位：港元）
余志穩建議改為計算公屋家庭的「可負擔租金」，即以家庭收入三成為上限作為政府的補貼，去扣減實際公屋租金，以減少私人租金扭曲數據。用以上陳宅例子，即居住在港島或九龍，公屋轉移後收入是8,000 + 8000 x 30%，即10,400元，仍比貧窮線低。
馮檢基建議將近十年的平均市值公屋租金，減去公屋戶實繳租金，計算收入，以減少樓市租貴的波動，政府不同意，反建議用最近兩年市值公屋租金的平均值。黃洪補充計算市值租金的數值會有折扣。
張國柱及工黨建議採用除去房屋開支後的收入來計算貧窮線，不需要計算公屋轉移。這是因為相似的家庭和收入背景，其房屋開支（以及剩餘的可動用收入（disposable income））可以有重大差異。在香港這個樓價高昂地方，基層家庭的劏房租金，隨時較公屋租金大得多，或者住在完成按揭單位的退休人士，跟要交租的退休人士，開支分佈也有大分別。一個家庭有中等收入但高房屋開支，生活水平可以低房屋開支的家庭差。計算可動用收入，可以較準確得知某個家庭生活是否貧窮。然而，張國柱引述經濟顧問回應，指暫時沒有每年數據，需另外開展調查。他建議先採用房屋轉移，然後轉用可動用收入計算貧窮人口。
有現金及公屋轉移，貧窮人口可降至70萬
總的來說，用政府主張的計算方法，貧窮人口最終可能是減少四成。報章透露，在未進行公屋和福利轉移前，貧窮人口佔18%，約126萬人。在現金福利轉移後，比例下降約4%，在公屋轉移後，比例再下降約3至4%，最終比例大約10至11%，即70至77萬左右。
這三組數字表示甚麼？馮檢基估計，政府會表示，公屋有扶貧作用，而且建議多在市區興建（另看《經濟日報》報導）。然後，政府找出多少貧窮戶仍未有公屋，訂出建屋量。結果，重點扶貧對象，大抵會是N無人士，以及住在不適合住房的住戶。
民間團體批評，公屋有扶貧效用是常識，不需用研究證明。而且，這種計算方法，無非替政府「整靚盤數」，壓低貧窮人口，而且強化公共房屋是福利而非權利的觀念。
沒有扶貧指標，擔憂貧窮線效用有限
讀者可能會想當然地想，設立貧窮線後，會訂立一些扶貧或滅貧指標。然而，林鄭月娥不只一次稱貧窮線不等同「扶貧線」，「與今日政府提供的福利制度並不掛鈎」。當闡釋貧窮線的功能時，她稱有三個功能：
一、量化香港的貧窮人口，集中分析各個組群的情況；
二、研究貧窮的成因，使到往後制訂一些扶貧政策措施時能夠更到位；
三、量度政府現時和日後扶貧工作的成效。
嘉賓憂慮扶貧委員會只強調貧窮線作為監察貧窮狀況，以及扶貧政策成效的「工具性」功能，迴避了貧窮線的「規範性」功能，例如訂立具體的指標（英國政府在1999年承諾在2010年前，兒童貧窮人口減少一半，並在2020年前結束貧窮，雖然目標並未實現）。前段提及的基保線，就是一些規範指標。即使有一些新政策，也只是零碎而重彈舊調，例如增建公屋。
不應只著眼貧窮線 多方面倡議改革
最後，幾位嘉賓建議民間團體，不要被貧窮線的議題困住，要「裡應外合」，積極透過扶貧委員會其他會議表達意見，例如在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討論基保線及全民退休保障，在特別需要社群專責小組討論個別社群的生活開支需要。黃洪又建議討論低收入補貼，支援工作貧窮家庭。
結語：政府以快打慢訂線 民間難招架
特區政府想方設法爭取民望，同時要證明施政風格跟上屆不同，正視貧窮問題及訂立貧窮線就是明顯例子。坦白說，媒體不時跟進扶貧委員會會議，又專訪委員，奈何社會挑不起討論。貧窮線聽起來是好事，不會好像全民退保那樣，部份市民聽起來就覺得不可行，或者損害自己利益。再者，很少人會有時間琢磨複雜細節。
政府多番說希望本年完成制訂貧窮線，似乎有意預留時間，在下年開展政制改革諮詢。民間團體縱使有反對聲音，也難以短時間聚合力量抗衡，莫說要求訂立扶貧指標，和制止扭曲數據壓低貧窮人口。我們成功爭取一條有形無實的貧窮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