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真不少，每次同做小學教師的朋友食飯，都會聽到他分享校中患有自閉症、ADHD 等學生的點滴故事。和坊間想象的大不同，這個做老師的朋友總能看到這些小朋友特別珍貴的另一面，只要大人給他們一點機會、一些資源，他們能夠成就意想不到的驚喜。
每次聽這個朋友分享，我總會想：假若讓一位患有自閉症或ADHD 的小朋友參與港府決策，大人們會聽到什麼聲音？面對現今港府各種離地、愚蠢的決策，這些小朋友肯定能拋出一大堆啟發官員的問題，至少，他們也可以先說出自己對兒童福利、兒童政策的種種不滿吧。
就拿ADHD 小朋友的處境來談談。對兒童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ADHD 有一個治療黃金期，一般為6-9歲，9歲之後，治療成效就會大大降低，小朋友此後的生活、學習、社交都會受到極大影響。諷刺的是，目前香港公立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服務平均輪候都要3年，而許多小朋友都是在五六歲或之後才被發現有ADHD 症狀，即是說，大量小朋友都在無了期的等等等中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
許多媒體都報道過特殊小朋友父母的痛苦，情感上、體力上的，還有巨大的財政負擔——等不到公立醫院之前，他們只好每個月拿數千元帶小朋友去看私家，還有人為此移民，去他國尋找更好的醫療安排。父母痛苦，但其實小朋友自己都好難受。我記得曾經看過一集《星期日檔案》，訪問一個有ADHD 孩子的家庭，小朋友其實都好明白自己不舒服，知道「不食藥回學校會被老師罵」，知道自己的言行會令父母沮喪和悲傷，但如果不治療，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其實在香港，這樣的小朋友還有很多，不過政府根本無數據顯示，究竟有多少ADHD小朋友在輪候公立醫院精神科。國際研究表示，ADHD 在香港的盛行率為6.4%，那麼按照本港兒童人口統計，大約有56,000名兒童患有ADHD，不過，目前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的兒童只有13,630名，證明肯定有好多有需要的小朋友在忍受和等待。
長久以來，這些小朋友的逼切需要都在被忽視，政府關注基建、創科、大灣區，鼓勵香港醫院開去內地，香港醫生去內地執業，但就徹徹底底忘記了這班特殊小朋友。去年政府終於成立了兒童權利委員會，但至今無什麼突破，而且委員會中根本沒有兒童或青少年參與的機會，看來不過又是一個假大空的咨詢機構。
假若讓這些小朋友參與到相關決策中，他們會表達什麼？我還是忍不住想。最遺憾的是，這個大人社會根本聽不到他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