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與大家探討過政治與幼兒至小學教育的關係，本文繼續與大家走進中學及大學，看看政治如何逐步改變香港教育的面貌。
母語教學，殺校風潮
自回歸以來，香港的中學教育制度的改變比小學更為劇烈。 1998年政府推行母語教學，將全港大部份中學非中文相關科目的教學語言由英文轉為中文，但有百多所英文中學獲得豁免保留以英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當中包括了很多直資及私立名校。香港家長一直以來都是重英輕中，家長擔心母語教學會令子女英文水平下降， 此政策結果是劣評如潮。被豁免的學校更進一步被標籤為名校，被迫跟從母語教學的學校則遭受無形歧視。教育局最終於2009年微調教學語言政策，讓學校自由選擇教學語言，母語教學名存實亡。
另一方面，由於政府錯誤估計人口增長，大量興建新學校以至收生不足，而政府又不願意聽取教育界的建議推行小班教學，認為是浪費資源及公帑，於是在2004年後開始小學殺校潮，而中學的「縮班殺校潮」亦於2009年至2010年出現。 受影響的學生、家長及教師人心惶惶，因而觸發一些學校激烈的抗爭活動。但近年香港出生率回升，加上雙非學童倍增，令學位需求又再度變得緊張，政府則缺乏長遠計劃，進退失據。
從上述兩樣事件可見，香港學生就好像實驗室的白老鼠一樣被政府雜亂無章的政策玩弄。政府官員之無能，令學校疲於奔命，教育改革令師生都飽受龐大壓力，有老師更因抵受不住壓力而輕生。而前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面對如此悲劇，竟然質疑若壓力真的來自教改，那自殺的「為何只有這兩名教師呢？」一個沒有認受性的政府下之官員是何其冷漠及不負責任，由此事可見一班。
學制改革，國民教育
無獨有偶，在2009年另一個影響全香港中學生的改革，334新高中課程推出。在2012年新的香港中學文憑試(DSE)正式取代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及香港中學會考作為大學入學門檻，莘莘學子從此面對「一試定江山」，學生所承受的壓力比舊學制更大。隨著新高中課程推出，新的教學科目，包括通識教育亦應運而生。政府亦於2012年計劃在通識科中分拆出德育與國民教育為必修科。此計劃引起了社會上廣泛及激烈的爭論。認識自己國家本身並無不妥，但如教學方向只偏重於歌頌國家的成就而非讓學生認識社會裡各種問題的實況，那只會讓此教育淪為當權者的政治洗腦工具。這正是香港家長及教育界人士對國民教育最擔心的地方。
政府最後雖然在一連串的聯署、遊行、集會及反對聲音下取消對國教獨立成科之計劃及擱置課程指引，但政府並未因此而放棄國民教育的推行，繼續以不同的形式去達至其目的。如上文我們曾經提及到政府大力資助學校辦內地交流團、加強與內地學校建立姊妹學校聯誼關係、成立新的制服團體「香港青年軍總會」，以至特首梁振英日前透露政府會將與廣東省合作安排學生往內地做義工等等，無不令人質疑這些都是國民教育的延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近日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接受議員詢問時更表明，國民教育從來沒有擱置過，而教育局亦會改革中國歷史科課程，把近代史的比重增加以便學生更深入了解現今中國的「國情」。
有建制派及政府官員認為現今年輕人的思想過份政治化及反建制，特別是去年發生的雨傘運動突顯了年輕人對中國認知不足。 有建制派人士歸咎於通識科老師把自己的政治取向貫輸給學生，沒有正確地教授他們如何成為良好守法的公民，認為政府應該更有系統地規範通識科的課程及內容，全面推行國民教育。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擁有靈活的創意、獨立及批評性思考能力的公民正正是未來社會持續成功發展的要素。但政府卻認為要把年輕人的思想束縛起來，社會才能穩定發展。香港家長是否甘願讓自己辛苦栽培的兒女接受當權者的偏頗洗腦教育，變成思想窒侷扭曲的政治木偶? 你不理政治，但政治一樣會走進學校找上你的子女，家長們還能沉默嗎?
副學門生，前路茫茫
能入讀大學想必是大多數家長們對子女的期望。 可是香港一直以來大學學位供應短缺，在2014年能入讀資助大學學位課程的高中畢業生不足百份之十六。 前特首董建華早於2000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希望在十年間六成的高中畢業生能接受專上教育，他認為只要製造大量的專上教育學位，那香港年輕人的就業及前途問題即可解決，副學士制度亦由此引入香港。一些暫時未能考進大學的年輕人希望以副學士課程作為踏入大學的階梯，但原來在每年28,000個副學士學位當中，能銜接到資助大學學位的學額目前只有大概5,000個。 政府不肯增加教育開支、加大資助學位學額，學生只有選擇私立學院的自資學位。自資學位的學費對很多學生來說是一筆昂貴的費用。學生花了金錢及數年的時間， 但最後若因種種原因最終進不了大學，錢是花了，但願望落空了，前路更加茫茫。
有教育界人士認為副學士制度只是教育界濫竽充數的「大躍進」，是「97年以來最差的教育政策」，結果是淘盡了年輕一代寶貴的時間及僅有的資源。由於政府不想增加資助學位的數目，擔心做成長遠財政負擔，於是鼓勵社會成立私立大學及課程，把教育「外判」給市場以圖增加大學學位。結果香港的專上教育逐漸變成一個「職前培訓」場所，大學課程需要講求市場競爭力而無可避免地向商學院傾斜，其他相對市場價值稍低的科目如文學、哲學、藝術、自然科學等則更被邊緣化。稍具經濟能力的家長唯有送子女到海外留學以獲得更好的出路，亦再度要承擔鉅額學費。而留在香港升學的年輕人選擇及出路更形狹窄。錯誤的教育政策再一次狠狠的摧毀這一代年輕人的前途。
學術自由，屢受蠶食
優良的高等教育其中一項重要基石就是學術自由。回歸以來，社會上發生了不少有關干預學術自由的事件。其中一些例子，大家可能仍然記憶猶新。 2000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指行政長官兼任香港大學校監的董建華透過「中間人」施壓，要求停止有關行政長官及政府的民意調查，結果港大校務委員會獨立調查小組確定鍾庭耀指控屬實， 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被指作供「拙劣、不誠實」，而港大的正、副校長亦因此事而辭職。2007年，當時的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及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被指以威嚇手段干預香港教育學院運作激起軒然大波，結果由特首委任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發表報告裁定羅范椒芬行為不當。
近年，親建制的報章多次製造輿論批評攻擊多位支持民主發展的教授及講師如成名、蔡子強等所做的學術研究，但指控往往缺乏理據。在今年一月，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去年2月關於《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封面專題，認為《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雨傘運動中的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不能不警惕」。 到了最近，《文匯報》藉著報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結果，認為從結果的評分中顯示港大法律系的學術研究質素下降，其主因是港大法律學院陳文敏教授「不務正業」，「過多花心思搞政治拖累了學術研究的質素」。《文匯報》此後不斷撰文攻擊陳教授，有傳原因是港大校務委員將推薦陳教授出任大學副校長一職，而陳教授一向的政治立場都與建制不盡相同。傳媒亦有報導懷疑有政府高層試圖向港大施加壓力，不要任用陳教授。
從上述幾個例子，大家可以看到政府對高等學府日常決策的干預日益嚴重，甚至以左右學術自由達至其政治目的。香港的高等院校之校董會是大學最高的行政管治架構，但各大學校董會的組成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大部任的成員，大學中的教職員及學生佔的席位只屬少數。校董會成員屢被質疑會否成為一種政治分贓。這些成員是否真的熟悉大學事務，抑或只是政治工具? 學術自由是香港高等教育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 亦是香港能匯粹環球學術精英來港工作的重要元素。學術自由及高等學府的學術自主一旦被破壞，香港在世界上優越的學術地位將會被動搖，而大學亦將無法為社會培育出優秀的人才，嚴重地妨礙香港未來各方面的的發展。
政治教育，息息相關
從小孩出生到長大成人，家長們為了子女教育費煞思量，用盡自己的能力及心血去培育子女，希望他們達至「明德格物」，擁有美好的將來。但是，面對香港混亂及缺乏清晰目標的教育制度，香港家長、學生及教師要面對的壓力非同小可。 又因公立教育水準參疵，家長們需要額外付出不菲的教育費以提升教育質素。 自特首梁振英上任後，政府更大力鼓吹中港融合，國民教育變成了政府教育政策的焦點，但對於其他的教育問題卻置之不顧。 政治深深地影響著香港不同年紀的下一代。 孩子們是香港的未來，我們當然希望下一代能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一群，能自由地發展他們的理想，避免成為當權者的政治犧牲品。 家長們，就讓我們一起向政府發聲，積極地用選票及行動去保衛我們的下一代!
思言行 -- 慎思敢言，以言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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