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戲，政治亦如戲。政治即是戲劇這項隱喻，今天已非甚麼真知灼見。但香港觀眾最不甘心的是，為甚麼香港的政治演員，總是演不入戲，以致荒腔走板的鬧劇，層出不窮。
再別說陳方安生在參選之初，在遊行途中去了恤髮，是拋不開當官心態和習慣，就連當上民政局長的曾德成，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上任了幾個月，他究竟還有沒有進入當一個特區政府局長的角色，還是以為寫自己的演辭，就是寫大公報的社論？
當日曾蔭權換屆連任，名單中傳出有親中左派紅人曾德成，在社會上沒有惹來太大反應。沒有甚麼成見的香港人，亦準備晰目以待，不去搞擾這個「和諧社會」的局面。
待人謙厚官威少？
民主派的鄭經翰最近還更撰文，為曾德成寫下一大串華美頌辭，並說他是「特區政府新官當中安全系數最高的一個，日後肯定可以扶搖直上，在建制內建一番功業。」(原文如此)
根據鄭經翰所說：「曾德成一向低調，作風正派，沉實堅定，原則性強，在個人道德品德和操守上，肯定不會予人可抓之辮子。」鄭經翰還說：「他是個典型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律己以嚴，待人謙厚，自學成才，文學歷史修養，肯定是芸芸司局長中最高。作為知識份子，他官威最少，下班私人時間堅持不用司機……。」
曾德成用不用司機，筆者無從得知，也不關心。然而證諸早兩日曾德成在立法會恭迎新任民選議員陳方安生的態度，曾德成「待人謙厚」、「官威最少」的論斷，就頗堪細味商榷。
曾德成身為民政局長，利用總結陳辭時段，回應議員們一輪實質無關痛癢的「社會企業」辯論，卻一口氣創造了一大串新詞妙句：『「官生」不是「民生」』、『「官生」不是「安生」』、「『忽然民主』外還有『忽然民生』」……管它通與不通，已收震攝人心之效，也使大眾領教了，香港「大公報」系統悉心栽培下自學成才者咄咄逼人的文風和修養，也讓人明白，曾德成是如何的「待人謙厚」。
不過，這段反唇相譏，言辭刻薄的精彩發言，含沙射影地招呼一個立法會的新丁，除反映了左派對敗選如何焦躁不安，如何「輸不起」之外，究竟又是不是一種「官威」？
革命分子流氓官
在英式文官制度約束下，香港人大概很少看見高級官員發威發惡 (當然，在中下級政府官員的官僚作風、傲慢冷漠，卻是常有經歷)，多見的反是官僚們的油咀滑舌、口是心非。曾德成這種時而怒目相視，時而搖頭晃腦的政治表演風格，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都是陌生的。以前從國內駐港官員的咀臉中看過，反感之餘，籠統稱之為「大陸味」。
的確，把這種實質「仗勢凌人」的政治表演風格稱為「官威」並不太凖確，因為人們往往在這種中式的當官恣態中看到的，與其說是官員精英欺壓平民百姓的氣焰，不如說是那份與宗廟殿堂莊重的氣氛格格不入的流氓味。
流氓會罵官，革命分子也罵官。有時流氓和革命分子之間，只有一線之隔。而當革命分子一朝當上了官，流氓味和官味就產生奇妙的化學作用，在官威下透露出流氓本性和洗刷不掉的革命分子風格。所以共產党人罵起官來，會似個激進革命分子，但他們之間相互批鬥，就活像一群流氓。所以，用有沒有「官威」來定義一個「流氓／革命分子／官」這種混合人種，其實沒有甚麼認知意義。
曾德成被標籤為「根正苗紅」的左派，年少時定必心儀馬列，痛恨資本家，以前叫這種做「階級感情」。可是在香港，就算在中國國內極左當道的文革時期，反資其實都只是虛應故事。就算是工潮引發的六七暴動，事後也絕少給土共定性為「反資本主義」鬥爭。馬列信徒的階級感情，最終還是發洩在港英身上。
無論是「反資」還是「反殖」，這種「樸素」的「革命分子」感情，表面看起來和梁國雄那類反建制的街頭戰士，應該有兩分相像才對。可是，放在中國的脈絡底下，沒有人會把曾德成列入反建制一系。因為，與其說曾德成和大公報有一種反建制的風格，倒不如說，是一種混含了流氓、革命分子，和另一個強大官府靠山的「革命建制」風格。
紅色貴族身份迷失
曾德成在聖保羅讀書時因參加暴動，散發傳單，被補入獄，對殖民政府自是恨之入骨，這個他從不否認。在羅湖邊界這一邊，他是個政治犯。但他自始之後，加入大公報，扶搖直上，官拜港區人大，卻是不折不扣的「紅色貴族」。是官是民？端視乎你從那一面看。
香港回歸十年，中央對這一整代香港「紅色貴族」當年「愛國反殖」的舉措，卻是諱莫如深，既無評價，亦無悼念。一方面畜養他們成為名義的政治特權階層，一方面又不信任由他們來擔大旗，掌帥印。如今，只有曾德成一人，孤身在由當年殖民高官曾蔭權把持的特區政府底下，包圍在一大批「忽然愛國」者中間，仿如「無間道」的臥底。比著筆者是他，也會產生身份迷失的錯覺，不知人間何世。
忽然洗底重新做人
一九九七之後，英人下旗歸國，從前殖民建制中人，紛紛分化走位，歷鍊自己的政治技倆和良知耐力，把靈魂反複拿出來拷打、質問，無論結果傾左、傾右，都是希望「洗底」，以便「重新做人」。
事實上，二零零七年這場「兩太對決」，主調仍是前殖民地走卒的「洗底工程」，背景仍是身份迷失。不要說民主派中有人心不甘、情不願，就算是所謂建制陣營中，由吃過港英苦的阿伯，去為多年替英女皇打工的葉劉拉票，又是怎樣一項難堪和尶尬，沒有阿爺壓下來是永遠辦不成的政治任務。
可是，「洗底」不是革命。革命是改朝換代，新時代和舊時代斷裂，一切從頭開始，除舊布新。但「洗底」卻是一切依舊，只是易容扮裝，爭先變臉。
九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政治術語是「轉軑」，廿一世紀的流行政治術語是「忽然」。「轉軑」的比喻，還包含有一個軌跡，有一個載具，有一個方向。但「忽然」所指涉的，卻是來去無踪，轉瞬生滅，沒有理由，無從解釋，要變就變。
此所以民主派史泰祖「忽然」支持葉劉，勞永樂「忽然」變街頭戰士，陳方安生「忽然」支持普選，葉劉淑儀「忽然」愛國……我們的媒體都不再用「轉軑」這個開始老化的形容詞。
香港的「洗底」競賽是如此急激，「新」分子和「舊」分子亦難以區分。反正「新」中有「舊」，「舊」中有「新」。但這樣來去無常的「忽然來」，「忽然去」，卻觸發社會上廣泛的神經衰弱和「忽然恐懼」症。
要幫助香港人克服這種新染的「忽然恐懼」流行病，政府也應帶頭，做好防疫工作。
原則性強豈能忽然反殖？
如果曾德成局長真的(如鄭經翰所言)是「原則性強」，自己沒有「忽然」改宗，仍然如當日一樣，尊奉馬列，那他相信的應該仍是「革命」。要革港英殖民主義的命，就是翻天覆地，改朝換代，把港英餘下腐敗的殖民地體制，打個稀巴爛。
曾德成當日在大公報社，苦修自學，鑽研梁效、石一歌、丁學雷、羅思鼎等化名的文化大革命批判班子，學習他們那些洋洋灑灑、文辭火辣、瑰麗誘人的文章。在這班精神導師身上，吸取他們當文化打手的尖刻修辭術之餘，想定必也認同，真正的革命，一定要除舊布新，不容含糊吞吐，因為不破不立。
殖民社會是「民不安生」、「民不聊生」的舊社會，那洗脫殖民地恥辱回歸之後，一定要把香港建成一個鶯歌燕舞的艷陽天。「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不把舊社會打倒，回歸又有啥意思？
正因為這點令人敬佩的革命分子文化基因，在曾班子云云眾高官當中，亦只有德成局長可以「忽然」跳出局長角色，大翻殖民地舊賬，令人對民主民生雙雙欠奉的殖民舊社會，多加一分痛恨，聽後恨不得立即拿起鎗桿子，去再革他媽殖民餘孽的命！
人鬼無間丑劇一場
可是，這樣一來，曾德成必然是個孤獨戰士。因為香港從頭到尾，都是只有「洗底」而無真心誠意的「反殖」，更遑論「反殖革命」；有革命自慰，有托庇於革命政權的官，卻無革命分子。新社會和舊社會無法來一場大決裂，大決算，於是就把人人變得有一點像鬼，也把每隻鬼都變得有點像人。如論者所言：『滿城都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如果鄭經翰所言的曾局長，的確是「沉實堅定，原則性強」的話，就沒有理由也只是鬼話連篇，「忽然反殖」。而是深入清算包括曾蔭權、葉劉淑儀在內的前殖民地高官，有多少是以「官主」冒充「民主」，以「官生」扮作「民生」。
為了扭轉長期殖民愚民的橫逆，嚴防殖民主義復辟的陰謀詭計，曾局長理應帶領香港社會各界，狠批「忽然主義」，主張「一貫」主義，並以「原則」為先。除了律己以嚴，少用司機之外，更應在香港這個「忽然妖術」當道的社會以身作則，明白說明自己如何「一貫」躬行一種信念，例如自己除了時刻緊跟中央外，如何貫徹他信奉的馬列主義。
曾局長早前說過，愛國是發自內心的天性，所以批判「忽然愛國」並不難。難卻難在所愛之國，為甚麼多年來又會忽然親蘇，忽然反蘇？為甚麼忽然批孔，今日又忽然尊孔？為甚麼忽然批鄧，今天又忽然擁鄧？為甚麼當日信奉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今日忽然容許資本家入党？
相對於這些拿千萬國民來開玩笑的忽然歷史鬧劇，香港近日這些荒腔走板的忽然風波，其實也只是一齣小丑戲。而作為觀眾，香港人只是卑微地要求演員入戲一些而已。拜託。
曾局長，加油！
原載<明報>9.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