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沒有比董啟章本人更迷人的董啟章評論家了。許多學者和作家都寫過董啟章，當中亦不乏大師和一流作家，但董生那種時而像作家自語，時而像個滿嘴理論和術語的研究者的，忽遠忽近的筆法，使我著迷。這種筆法和董生小說裡常「玩」的後設小說（meta-fiction）技巧——小說家忽爾從自裡行間躍出，告訴讀者這段用了甚麼甚麼章法，哪個哪個技巧，甚或直接引用自己曾寫過的評論——是互相呼應的。小說和評論往往水火不容，小說家和評論家總愛互相鄙視，董生的筆卻將相互衝突的兩者縫合成一整體。並且，帶著一種董生一再強調的，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式多聲部小說的和諧。
「將評論寫得宛如小說，將小說寫得如同評論！」把荒木經惟（註2）在《走在東京》裡的名句：「將照片拍得宛如小說，將小說寫得如同照片！」稍稍改裝，便是對董生恰到好處的金句式評述吧。
我想，不是這種評論筆法的文學價值，而是尤如高明的精神分裂病患者般，完美地駕馭內在衝突的和諧美，使我著迷。
談了一半文學，根據專欄的要求，接下來的一半該談音樂。我想談董生小說裡的音樂，於是，我只好參考我最喜歡的董啟章評論家——也就是董生本人——的一篇文章〈在小說和音樂之間〉。
文章的前半部，董生談及三個影響他寫《體育時期》的音樂人：顧爾德（Glenn Gould）、椎名林檎和Tom Waits。這三位音樂人生成了小說裡的三個角色：愛吹奏尺八的奧古原來真有其人，當年在這位HMV唱片店職員的介紹下董生認識了顧爾德和他演譯的巴哈。除了奧古，董先在文中更說：「Goldberg Variations（顧爾德的名作）的變奏曲的意念和感受，後來啟發了《體育時期》的三十節變奏的結構。」
椎名林檎除了為小說定了腔調——「可以說，整部《體育時期》就是在椎名的啟發下產生，以她的音樂為背景才得以完成的」——之外，林檎本人亦成為主角不是蘋果（日文裡「林檎」正是蘋果的意思）的原型。但最令我感興趣的，是董生說他寫《體育時期》時曾把鍵盤當作樂器發狂搞打，試過日寫萬字，原因是受椎名「搖滾音樂式」的情緒所驅動。我從未試過這種狀態，但我嚮往。
至於Tom Waits，則催生了「黑騎士」這個常在小說裡代表董生表達文學觀的小說家角色。董生說，在九八或九九年看了香港音樂節上演的Robert Wilson的音樂劇《The Black Rider》（由Tom Waits作曲）後，「那樣的故事氛圍和腔調，深深地影響著我的想像方式。」這裡董生僅以「音樂劇」來指稱《The Black Rider》，但據我對劇場的粗淺認識，以意像劇場（Theater of Image）聞名於世的美國新劇場導演Robert Wilson的作品《The Black Rider》絕不是普遍理解的那種傳統的「音樂劇」（如《Phantom of the Opera》與《Les Miserables》一類），而是以前衛與「難懂」見稱的後現代劇場作品。Robert Wilson作品裡的「黑劇士」如何衍生出董生小說裡的「黑騎士」，還待董迷和Robert Wilson迷們考據、解畫。
〈在小說和音樂之間〉下半部談論《天工開物. 栩栩如真》裡的音樂，篇幅所限，有機會再談。
註1（標題）：原刊於《字花》第六期（二零零七年二月），後收錄於文集《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
註2：日本攝影家
樂選：BWV988 Goldberg Variations in G Glenn Gould 1955 mono
「人們也說顧爾德是冷靜的、理想的、怪誕的，但當我看到顧爾德彈到巴赫還未完成的賦格的最後一個音符，我不能不感到，所有的理性和熱情已經溶為一體。」——董啟章，〈在小說和音樂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