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刊於2015年9月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數年前開始嘗試在校內介紹街頭表演，在音樂課內與學生觀看知名英國街頭藝人Dub Fx的演出片段，切入講解香港法例如何禁止街頭文化，鼓勵學生主動改變城市面貌，別只懂羨慕歐美。當年感覺到談論街頭演出，鼓勵大家做「文化開荒牛」已經漸漸容易，好可能是新媒體推波助瀾，在Youtube能看到英國無家者唱出攝人的Creep，又看到帶著貓流浪的街頭藝人如何走紅，寫的《A Street Cat Named Bob》更改編成電影。自我推廣的，不推廣的，街頭彷彿能有種種可能性。記得當時問學生有沒有聽過甚麼叫busking，鴉雀無聲，有人打趣問中文是不是譯作「巴士王」。
怎料轉眼間生字已經變成潮語。所有慣常利用音樂的產業，所有有需要販賣綽頭來吸引年輕人的生意，幾乎都在打busking主意。
潮流刊物，可以在商場內搭台搞busking night；洋酒商聯同主流樂隊，可以以busking為名在銅鑼灣街頭搞宣傳音樂會；電台可以將「Busking 文化注入大氣電波」，要busk，就上節目busk；樂器店可以在店內搞busking節，儘管只有三隊樂隊參與；西九「自由約」出錢出力招募buskers，希望能帶來人氣；就連咖啡店找樂手來娛賓，也竟然有文章稱之為cafe busking。商場、咖啡廳怎能夠busk呢？如果可以的話，遲些我們會否看到樂手在紅館伊館內busking？可否在週末可否打電話約朋友：「喂，去唔去band房busking」？
好明顯現在是有兩點搞錯了，一，以為只要有人彈木結他，打cajon(木箱鼓)，唱民謠玩輕音樂就是busking；二，就是以為所有在室外進行的表演活動都算是busking。那busking是甚麼？雖然我們慣以「街頭藝人」代表buskers，但由於文化差異，事實上不能直接翻譯。它是街頭表演藝術，卻又不止於街頭；是賣藝，又並非只有買賣。準確點說，busking應該是表演藝術最純粹原始的狀態，沒有舞台，沒有商業集團支持，沒有藝術界策劃，只剩表演者與觀賞者，以公共空間的不穩定性(precarity)為中介的一種另類藝術自僱形式。
因此busking不潮，甚至應該與都市化的悠久歷史同步，只是它不「正統」，所以甚少有整全紀錄。30年代，紐約已有約1600名街頭藝術人，但由於娛樂擴播與唱片技術冒起，加上政府整頓市貌而式微，到了1940大眾普遍認為街頭藝人就等於行乞。直到火紅的60年代，buskers乘著社會運動與民謠復興回歸街頭，因此除了以往的雜耍，默劇等等形式之外，民眾劇場的興起，與民謠主導的街頭景象，並非只取決於美學篩選，也是大眾的政治回應影響著普羅藝術要求。
每座城市均有她獨有的busking文化發展脈絡，孕育出不同的街道藝術生態，亦有其共同性。Buskers會挑選有適量人流的地方演出，演出內容也不會太過遠離羣眾品味，除了按著天氣變化，也會因著不同的街道倫理於城市內游走。等同於小販，在上而下的規劃中不正規性地行動著，巧妙地回應著城市的肌理；但與小販不同，buskers並不以販賣為主，反而源用Marcel Mauss所說的另類經濟模式，即是贈送禮物的經濟邏輯──先分享音樂或其他藝術類型，然後觀眾自行選擇回禮，可以是打賞，是一頓飲食，是更多演出機會，或者是更好的社區關係。Busker的存在，可以令我們有更多理由享受公共空間。
法國社會學家Michel de Certeau 形容這是無權勢者運用對策(tactics)抗衡各種策略(strategies)限制而發展出來的一種生活藝術。而這些本質上喜歡自由自在，不進入制度與商業機構當中的buskers，除了不斷建構城市的景觀，也左右著大眾對公共的想像。這些所謂「無權勢者對策」有時候可以是非同小可。以美國為例，雖然buskers曾受到白眼，但經過多年爭取，街頭演出已被納入為言論自由的一種，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就連紐約地鐵範圍，經歷多番公眾聽證會與法律訴訟後也獲得解禁。
每次談紐約地鐵，我也會想起港鐵車站內的living art──同樣是站內的表演藝術，本應可以腐蝕制度的文化活動原來可以輕易地變得如此空洞難堪。但香港就是這樣，比罐油你噴，許多人就以為自己在graffiti。這個時候寫busking並非要批評它已成為潮流，剛好相反，busking不易，因此不成潮流。本港全職busker不到十人，非全職的，在挑戰公權力，抵禦空間高度管理的意義低下，也是在參與一場對香港人來說非常重要的社會運動。Busking脫離公共空間，就只是綽頭；busking成為商業集團的公關工具，其實是把公共空間私有化的技倆。綽頭與公關技倆其實都不太礙事 ，俗語說「攬炒」，濫完就過，慢慢待它busk till it burst。 但我們必須把事實釐清，才能參與真正的改變之中，支持與孕育真正有公共面向的街頭文化。有天，當挑戰公權力的文化活動成為這個城市的潮流，老實講，求之不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