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終時，整個劇場佈滿了一座座燃著燭光的墓碑。觀眾們都在等著燈亮，等著演員們出來謝幕。終於燈亮了，大家預備拍掌，可是沒有人出來。忽然，劇團負責人跟大家宣怖：「完了！他們不會出來的了。」「什麼？」在場觀眾錯愕不已，來不及反應，就像在秘魯如常等著家人回來的人一樣。不同的是，觀眾只等了兩分鐘，秘魯的朋友卻等了十多二十年；觀眾只失去了一次給予讚賞的機會，秘魯的人卻永遠失去愛家人的時刻。
在整整一小時中，他們說的話只有寥寥幾句。但是，他們已經把秘魯一段刻骨銘心的歷史道出，那是一段生命無聲無色地消失的日子。
慘不忍睹得想離場
上月十六至十八日，香港藝術中心麥高利小劇場說了一個一點也不小的故事──《不會忘得了》。整套劇只有四位演員，三位飾演失蹤人士，一位飾演尋找失蹤人士的人。劇初，透過音樂、和他們熱情的舞蹈，觀眾不難想像到他們在田野的生活。但就在忽然間，他們被拿走了。再出來的時候，他們身上的衣裳已變得破損不撼。演員利用充滿能量的形體動作，把失蹤人口被強暴、被吊起來鞭打的情況一一展現在觀眾眼前。最深刻的一幕，莫過於三位失蹤人士被包在一個密不透風的袋內，從後台滾到舞台中央，然後再不斷掙扎，從袋中爬出來。那個袋裡外都是麵粉狀的東西，三個失蹤人士從頭到腳都沾滿了那些粉，彷彿就像那些被拿甚至被殺的人，從久經歲月摧殘的墳墓中爬出來一樣。那些袋的質料則像紅白藍帆布袋一樣堅硬，每動一下都會發出莫大的聲響，在劇場內迴盪、迴盪著，好像天崩地裂一樣。整個劇長約一小時，那些熱鬧的生活大概只佔了五分鐘，其餘五十五分鐘的時間，觀眾的眼目都在接收人們臉容扭曲、身體發枯、被凌虐的景象，間中穿插著那位尋人的人。那個尋人的人，拖著一個比她還高的十字架走出來，她沒有什麼表情，只帶著空洞的眼神，用眼睛直接向觀眾對話，問他們有否見過她所尋找的人。這位婦人，躬著背，瘦削的身軀披著一塊黑布，不知走了多少的路。大家莫以為她出來，觀眾就有喘息的機會，不用再接受那些殘忍的畫面，其實不然！她每出來一遍，只把未亡人的思念再次推高，令那些失蹤人口的情況更顯震懾！筆者不得不坦誠相告，劇在上演時，筆者總忍不住看錶，不是因為覺得悶，而是情況太淒涼了，究竟何時才可完結？
完了...不再回來了...嗎？
終於等到劇終，三位失蹤人口離去了。尋人的人在地上放滿一個又一個小小的十字架當作墓碑，這些墓碑都沒有名字。整個劇場被一個個燃著燭光的墓碑照耀著。觀眾們都在等著燈亮，等著演員們出來謝幕。終於燈亮了，大家預備拍掌，可是沒有人出來。忽然，劇團負責人跟大家宣怖：「完了！他們不會出來的了。」「什麼？」在場觀眾錯愕不已，來不及反應，就像在秘魯如常等著家人回來的人一樣。不同的是，觀眾只等了兩分鐘，秘魯的朋友卻等了十多二十年；觀眾只失去了一次給予讚賞的機會，秘魯的人卻永遠失去愛家人的時刻。
好端端的，人怎會消失於世？
究竟秘魯發生了怎樣的一回事？是什麼事那麼悽慘？是戰爭嗎？不全是。若是戰爭這個老話題，大家的神經可能早已變得麻木。秘魯這件事，吊詭的處在於其「失蹤」二字。
若是戰爭，一枚炮火打在家人身上，家人在你眼前死去，那的確會令你感到痛不欲生，傷痕可能一輩子也難以磨滅。但是，對於失蹤者家人來說，這樣的遭遇可能尚算是「好」，因為起碼你得知家人是生是死，而他們，則長期處於一種不知名的狀態之下。若他們抱著家人未去世的希望，若有一天他們發現了家人已去世的事實，正所謂「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他們將會痛不欲生。但若他們在確定事實之前，先假定家人已去世，又試問誰能恨心做出這種假定呢？這豈不近乎詛咒嗎？一位失蹤人士家屬說：「我們想知道真相，即使是他們已去世的消息。雖然已經二十年了，但你就是不能放下。對我們來說，他們仍然生存，因為我們從沒看見他們的屍體。」
造成近七萬人失蹤的內戰
在1990年至2000年這整整二十年間，秘魯經歷著內戰，死亡或失蹤人口多達六萬九千多人，比政府早前單方面公佈的3萬2千人多出近一倍。這場內戰的交戰雙方一方為一個名為「光輝道路」的組織，另一方則為針對打擊光輝道路的政府軍。這些數字絕不是輕易得來的。直至2001年，秘魯政府才正式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為內戰死亡人數及失蹤人數作出正式的統計及調查。至2003年調查報告發表為止，仍有8558人失蹤。在有限的資源和時間底下，尚有2000個亂葬崗未被委員會發掘。這場內戰引發的問題，又豈是一個委員會能解決的呢？秘魯政府Ayacucho的人權特派員Vargas指「問題是委員會引發的期望過於它可能達到的。」更何況，陰霾從沒真正離開秘魯。委員會的調查工作很大程度依賴公眾提供資料。但是，因為受影響人口抗拒及害怕提供資料，令調查工作更加困難。
尋求公義 - 知來者之可追
於內戰期間，多份報章均指出光輝道路的活動完全沒有受到控制的跡象。當時秘魯超過百份之四十的領土及一半的人口都進入緊急狀態。很多安達斯村莊都反對光輝道路，但他們手上最有力的武器，卻只有在前端綁上小刀的棍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報告嚴厲地指出：「政府閒散、不稱職、漠視人民，原本政府可以阻止這場災難，但卻沒有。」
另外，委員會又譴責秘魯軍方一系列的侵犯人權行為，形容在秘魯的某些地區，侵犯人權變成一種常見及有系統的做法。更悲慘的是，安達斯山區是秘魯其中一個最貧困的地區。當年的暴力事件，就是發生在那些最偏遠的地區，最貧窮的秘魯人身上，可謂雪上加霜。亦因此，莫說要採取法律行動控告政府，他們連投訴也不敢。但是，沒有投訴不代表事實上沒有發生。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人權組織成員透露，在1988至1991年間，首都利馬有三份一人口曾被警方或軍方截查，當中有九千人被拘留。內戰期間，雖有過半數死者是被光輝道路所殺，但亦有三成死者死於政府軍手中。秘魯居民根本分不清究竟光耀道路是壞人，還是政府是敵人。一位兒子被警方帶走而其後被殺的Rodriguez說：「警方跟光輝道路根本沒有分別，他們都是會殺害我們的人。」
香港人的名言：「讓過去的事過去吧。」
威查馬劇院是否自找麻煩，多此一舉？
當香港有人覺得保留皇后天星的事是自找麻煩的時候，我們不妨猜想一下，秘魯人又會否覺得編作此劇的威查馬劇團沒事找事做呢？不妨聽聽58歲的Aparacio怎麼說。Aparacio的十七歲兒子在1984年被巡警帶走後一直沒有回來。「時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你記得一切。你不能忘記。我一直在哭泣和受苦。」
導演舍沙．力古沙．羅域努談及創作該劇的目的，是想幫助受害者，給他們力量，而不是令他們憂傷。這與一位受害者Pariona所述相呼應：「現在我們要尋求公義，要向前走。」Pariona位的十四歲兒子Raul Sacsarak於1983年失蹤。「我們不能現在就停下來。」
對於當地人來說，失蹤人口絕對是一個敏感的議題。因此，這套劇在當地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但是，除了在秘魯本地之外，威查馬劇院還到了很多地方演出此劇，包括巴西、加拿大。導演羅域努指出：「這套劇的影響力是不止於秘魯的，例如非洲直至如今還在戰爭當中，又例如伊拉克。(世界上)仍有暴力的文化，有些人煽動戰爭，有些人甚至不當戰爭是一回事。」除了戰爭之外，威查馬劇院也關心環境、資源的問題，因為秘魯處於沙漠地帶。
從秘魯而來的威查馬劇院關注當地的議題，把該地人民不敢忘記、不會忘記的事拿出來討論，也帶給世界各地觀察一個反思和警醒的訊息。回頭一想，身處香港的我們又能否找到一個如此代表我們聲音的劇團？又或再退後一步，身為香港人的我們，究竟有什麼聲音？我們有關注的事嗎？抑或，我們連自身的事也毫不著緊？香港人常說要發展，保留皇后天星等舊東西是多餘。但是，為何又沒有人投訴過流行曲的題材？幾十年也只圍繞愛情不是多餘，要發展一下嗎？或許在投訴沒有代表我們的聲音的劇團之先，我們要先問問自己，究竟我著緊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