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永健（左翼21成員、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成員）
10月25日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教授在校務委員會會議表示不再續任。其後，不同傳媒報導報道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未經校委會正式討論便向向徐稱校委會可能不支持他連任而將他勸退，做法形同宮庭政變。另外，傳媒亦指有校務委員會成員認為他的管治方式與商界方法不同，以反對其續任以至延任。
在以上事件中，校務委員會並沒有就校長續任問題諮詢學生及教職員的意見，相反少數的校委會成員卻決定了徐校長的前途。本文嘗試分析各種傳聞背後大學管治的結構性問題。
校委會民主成分倒退
在1997年或以前，校務委員會成員包括各學院的院長及學生代表三名，十八名校外委員佔全體成員的比例為40%。1997年10月，校監即特首委任及校委會委任的校外委員數目同樣由六名增至十名，校外委員的數目增加了八名，佔全體成員的比例增加至48%。校外委員數目的增加意味著校內師生對大學決策的影響力降低。
2002年，教資會發表了宋達能報告書，要求各個院校縮減校董會或校委會的規模。2003年，港大委託顧問作出研究，並接納其名為「Fit for purpose」的意見書，把各學院院長、學生會會長、研究生會主席、校友會會長踢出，而校外委員所佔的比例提升至62.5%。過往曾獲委任的校外委員，大都是商界人士，包括馮國經、張永霖、鄭維志、蘇澤光、范鴻齡、洪丕正、劉高美懿、周文耀等。
校委會改革伴隨的是種種打壓師生民主共治的措施，包括意見書提出禁止學生會參選校委會的本科生代表，以及取消院長經院務委員會選舉的產生方法，改由經校長建議由校委會委任。
以上中央集權、去民主化的措施與近十多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下打壓工會、去規管化、以商業模式營運公共機構的趨勢同出一轍。
新自由主義下的大學管治
正如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歐洲研究中心主任卡利尼柯斯(Alex Callinicos) ＜新自由主义世界中的大学＞（Universities In A Neo-Liberal World）一書中指出：「競爭邏輯意味著集權式管理。要裁掉那些沒有競爭力的院系和員工，並要求剩下的人承擔更多的工作量，如果是通過民主辯論和民主決策的方式是很難達到的。權力需要集中到高層管理人員的手中，他們執行必要的針對員工的政策，並為此獲得相應的報酬。這些在英國大學裡正在大踏步進行中。」
宋達能報告書便明言：「大學在商界保持緊密聯繫時，亦需靈活應變、反應迅速，這樣才可較接近商界的一般營運模式，不致拘泥於學術界在決策上的傳統作風。」
的而且確，在2003年校委會的改革後，港大便縮減合併文學院學系、以李嘉誠冠名醫學院及未經諮詢通過深圳校園計劃。在大學財政日益依賴商界捐款，管治架構充斥著商界人物、師生影響力不彰及特首出任校監等不民主的情況下，祈求大學能維持自主不蒂是緣木求魚。
出路：校園管治民主化
在過往三十年，不少人把民主與效率對立用來支持政府部門私有化、公營機構改以商業模式運作，大學亦不能倖免於難。但到了今天，不少人已驚覺市場邏輯、商業模式的運作帶來的禍害。商業化帶來的效率並不能有助我們邁向大學「明德格物」、「止於至善」價值，相反大學自主必需經校園民主及師生共治體現出來。最後，港大百年，如何重建校園民主乃刻不容緩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