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湖南工運和民運領袖李旺陽在內地被當局釋放後「被自殺」，觸發了香港二萬五千人上街。為何李旺陽的死能引發如此大規模的抗議? 事情的戲劇性發展顯然是其中一個原因: 李旺陽在受盡折磨獲釋後接受香港傳媒訪問，仍然大呼為了建設民主中國「砍頭也不回頭」，然後兩天後就被當局宣佈自殺。這實在不能不令我們不寒而慄，乃至憤怒莫名; 原來六四鎮壓離我們一點兒也不遙遠，我們面對的中共政權仍然是那麼視人命如草芥，就和我們二十三年以來的燭光一樣，始終如一，我們能不悲憤? 能不震動?
但香港人的這次抗議並不是孤立的事件。三月特首選舉前夕，二十多萬人參與了明知沒有任何現實效力的特首選舉模擬投票; 六四二十周年以來，每年均有逾十五萬人參加維園燭光晚會，今年更是逾十八萬人出席，是歷年之冠。這反映了民情正在起變化。在梁振英即將上任特首、中共對香港內政的干預愈來愈浮面的這半年，香港人默默地用腳步宣告: 要求民主和捍衛自由已成了香港人的政治共識和良心底線。對一切有違民主進程和收緊我們思想、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操弄，我們都會毫不含糊地反對—儘管，形勢真的不容樂觀。
有一種論調認為，在當下形勢的香港，抗爭者應該爭取和一些和現在的當權者不咬弦的資本家支持—說白一點，就是在特首小圈子選舉中落敗的唐英年和他所代表的大資本家集團。為了換來這些資本家對普選的支持，抗爭者應該放棄爭取社會公義和社會再分配的綱領，減少乃至停止批判和攻擊這些資本家。這樣，我們就能更有效的抗拒來自中共的打壓，乃至進而更有力地爭取實現我們講了很多年的普選議會和行政長官，於是香港的民主便能得到推進、自由便能得到捍衛。
這種說法似是而非。的確，建制派中屬於不同集團的當權者和資本家確實因為特首選舉而分裂，但這絕不表示唐英年集團就會轉而支持民主和自由。原因很簡單: 資本家之間的利益整合遠比資本家和抗爭者容易，落敗的資本家和當權者妥協，可以得到的利益遠比和抗爭者合作為多。可不是嗎? 君不見梁振英在競選前許下的諸如增建公屋、成立全民退保的承諾，在當選後立場已一退再退? 我們一直以為梁振英上台會打擊地產霸權、扶助基層，但今天除了一場又一場的親民秀，我們還見到甚麼許諾? 他的政綱甚至比唐英年的更不敢觸及商界利益。說穿了，這不過是為了預留政策空間和其他資本家妥協，以鞏固他的管治。在連當權者都已經招手準備讓利的情況下，我們還期望爭取所謂唐營同情民主，不啻痴人說夢。而和他們結盟爭取普選，可以爭到一些甚麼出來，不難想像。
左翼常說要「超越代議民主」，就是要警剔這種在不民主政權下對資本家的一廂情願。當我們以為我們是「為大局」，只以普選而不以平等為綱領時，忽略了的往往是對社會上最現實的權力對比的考量。在一個貧富懸殊，大商家的財力可以權傾朝野的社會，期望用妥協換來他們轉向進步民主力量是一個極危險的幻想。
沒有平等的社會權力，民主和自由就難有真正實現的一天。要壯大民主力量，令民主和自由真的如我們所希望般到來，真正需要做的是增加我們—無權無勢的大多數—和當權派討價還價的力量; 而我們的數量，就是我們的力量。如何使我們的數量轉化為力量呢? 在模擬投票、在六四晚會、在悍念李旺陽的遊行中，我們已不期然的開始實踐出來: 既然當權者要在一切領域打壓我們，我們就要參與每一次的大大小小的抗爭，在街頭、在集會、在我們工作的地方、學習的地方，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議題，都明確表達我們抗拒打壓和收緊我們的自由。我們還要組織起來，以我們的組織和動員、以不斷的抗爭，去鞏固我們的抗爭成果。讓民主和自由貫徹到我們最基層的組織中，而不只是停留在國家、在當權者可操縱的層面。這就是左翼追求的「草根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 或「激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
因此，讓我們乘著六四晚會的聲勢，也讓我們不忘對李旺陽冤死的義憤，繼續走上街頭，繼續抗爭，繼續發聲，在當權者整合利益之前，先整合我們的抗爭力量，先逐寸逐寸的守衛我們的防線。今期 《左岸》民主專號，幾位作者從不同的層次檢視我們抗爭的各個陣線。達初的文章分析香港工人運動的困境，提出在新形勢之下要有一種全新的階級認同，以強化抗爭的活力。清揚對浸大視藝校園保育抗爭的報導，則透視了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張力，更點出了保育、爭經濟民主和社會的民主化是不能互相割裂的議題。另外還有中大基關組談合作社在中大的經驗和潘文翰談集體談判權的爭取，以及謝馥盈訪問南區區議員區諾軒，探討前線組織者推動議題時遇到的限制。最後，我們還有區龍宇論梁振英時代來臨的抗爭形勢。
社會烽煙處處，不同的的陣線都各有困難，也亟需理論和策略上的創新，來開拓抗爭局面。讓我們抗爭亦不忙思考，以互相理解搏成我們更牢固的團結基礎。讓我們一起在不同陣線前進，使民主遍地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