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國民教育科的眾多說法中，有一點很常見，就是認為民族身分只是眾多政治身分之一，不具凌駕地位，並提倡以「本土以及世界公民認同」取而代之。但問題是，如果本土、國家和世界只是三種不同尺度的共同體想像，那任何一種身分都不能取代其他身分的特殊意義，因而，轉向談本土和世界，當然有將民族認同相對化的抵抗意義，但代價是放棄在陳腐的國民論述之中注入真正屬於香港的內容。
今天兵臨城下，也是香港人所厭惡的國民論述，骨子裏是套「黨國民族主義」，即直接將黨的利益等同為民族的利益。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那部民族主義經典《想像的共同體》之中，彷彿為我們捕捉了它的歐洲歷史前身，是為「官方民族主義」。作者指，那是回應式的產物，是帝國皇朝的統治策略，即對初期群眾性民族主義的轉化、利用和反應。特色在於，它以民族的外殼包裹帝國的軀體，將皇朝帝制和人民主權的矛盾掩藏，安德森寫道： 「他們（指帝國內分散的多族群民眾）被邀請赴會的宴席永遠只是盤中空無一物的『表面殷勤』（Barmecide feast）」。就是說，民眾被召喚成國民，但他們從未被允許管轄那個國家。同樣的「表面殷勤」難道不是存在於今天共產黨和中國國民之間？存在於中華民族及其統治的少數民族之間嗎？
在安德森富於啟發的歷史重構裏頭，民族主義的形態一直處於變化之中， 「官方民族主義」只是一例。民族主義在18 世紀的南北美洲誕生之初，甚至不是今天我們慣常想像的民族面貌。想想美國（即英屬北美13 殖民地）獨立之前所對抗的那個母國──英帝國，雙方根本同文同種，換言之，界定民族身分竟然可以不循血統和文化之途，而是「被統治者」聯合起來反抗「粗暴統治者」的那股共和精神（當然，立國之後的美國仍然存在許多不平等）。在作者眼中， 「民族」並非原罪，它只是人類共同體的其中一種想像方式，而且一直依循不同的社會條件和構成原則來想像和創造。放在中國和香港的處境，晚清以降，筆者也數不清我們的民族觀念到底翻新了多少遍。
歷史上，大陸的「黨國民族主義」在香港從來沒有成功。曾幾何時，這個城市既找得到那些為逃避共產黨而寄身香港的南來文化人，他們播下了跟現代民主思潮接駁、反專政的「文化民族主義」的種子，也聽得見被台灣當局列為政治思想犯的異議之聲，為我們開闊眼界。直到台灣言論解禁之前，正所謂「無不曾庇護過」，學界稱香港為「兩岸三地唯一的公共空間」。這種土壤和環境孕育出一代又一代批判性國民。因而香港從未受「黨國民族主義」所惑，反之，我們恆常站在被壓迫國民那一邊，從王丹到李旺陽，不一而足。甚至在普及流行文化裏頭，當主角的也不可能是統治者按欲望投射出來的「中華好兒女」，反倒是充斥桀驁不馴、玩世不恭或歷盡唏噓的國民形象，像是《上海灘》的許文強（周潤發飾）和《國產凌凌漆》的特務（周星馳飾），背後莫不對民族置疑。以上種種，我稱之為港式民族主義，也就是說，我們以自己的經歷和方式談論民族認同，既進步又本土。
回歸後的香港在政治和經濟上面對大陸官方的全面介入，國家以及經濟的強勢從未如此貼近，兩地交流也更為緊密。套句陳腔： 「你不找民族，民族也來找你」，而國民教育科只是已出現的其中一個戰場罷了（文化、規劃和政治不都是烽煙四起嗎？）。到底如何在新時代捍衛並再造自己的風格和語言呢？我想，路途雖開始但仍然遙遠。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陳景輝．筆分輕重 | 2012-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