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首次在佔領運動之後悼念「六四」。在本土主義陡然勃興之環境下，悼念「六四」彷彿有著跟以往不同的意義。當中有人強調守護香港本土價值，希望把中共對香港人的壓迫反映在六四鎮壓的畫面或想像中，從而強化香港人守護自己的決心。通過譴責中共暴行，反對和結束一黨專政亦有了新趨勢。當中理念有兩個背向的發展：一直以來的模式以支聯會為首，以結束一黨專政來最終達到「建設民主中國」之效；另一種新觀念以本土派為首，以反共來擺脫中共之枷鎖，從而安坐有別於中國的圍城中，此類人士普遍對「建設民主中國」嗤之以鼻。兩種思想，前者「大同」，後者「小康」。兩者在精神原點上似乎如出一轍，實質卻對未來的願景南轅北轍。
人類總是對習慣有種奇妙的愛恨之情－－時而喜歡習慣的一致性，時而卻痛恨習慣的單調枯燥。26年風雨不改的悼念和現實對疾呼的無動於衷，造就了反思的土壤，改變的衝動。無論反思的結果如何，我們都不能忘記學運本身的精神價值。即使把「六四」搬上政治舞台，任由狂風吹拂，沙塵之下那黃土烙印仍然深深刻劃在歷史之上。
這烙印正是作為聯繫學運學生與現代香港人的精神脈絡。香港人背負的不單止是歷史的記憶，還有當年學生的政治道德。在反思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思考悼念「六四」如何切合這種精神需要，而不是單單利用「六四」作為與學運精神無關痛癢的政治工具。從此路進，筆者願能就「建設民主中國」的意義拋磚引玉，引發討論。
今年悼念「六四」其中一個焦點是對「建設民主中國」認同與否。有意見認為港人應該以香港人身份為本位，建立香港的民主，而非超出能力和責任所及，建設彼岸的民主。無可否認，建立香港的民主是港人最切身之關懷，建設民主中國亦似乎遙不可及，取此舍彼無可厚非。然而，邏輯上「建設民主中國」與「建設民主香港」並無任何內在矛盾或對立。
回歸以來，中共亟欲在香港建立「想像的共同體」（註一）。有趣的是，中港矛盾建構了「想像的分離體」；可悲的是，人心之分離卻遮蓋不了中國與香港在政治上是命運共同體的事實。在中共現有的意識形態下，香港的民主無法獨立於中國的政治環境。從邏輯和政改一役盱衡所得，民主中國是民主香港的必然條件。這是一個實在的政治問題，並不存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取捨，或身分認同之異同。情況就如外面槍林彈雨，我們總不能認為安在家中可以獨享永遠的和平。蜷縮於狹隘的「阿Q精神」中無助真正改變香港的現況。如斯背景之下，無論「大中華派」或「本土派」都必須從建設民主中國入手。
有人會質疑，只要一黨專政結束，中國對香港之束縛自然解除，何必建設民主中國？首先，除非分離獨立，香港的榮枯始終建立在中國政治體系之中。中國大陸之政治紛擾始終是無眼子彈，香港冷不防就會被打中。因此，建設民主中國是防止香港被捲入政治丕變氣候的最佳手段，以香港為出發點的最實際行動。再者，在「六四」的特殊語境中，香港人在一定程度上有著當年學生的精神延續－－學生的夢碎開始了香港的民主路。
「六四」以後，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高速發展。內地人普遍對「六四」的真相不是矇然不知就是一知半解。「六四」在國內雖然是忌諱，但知道的人卻熟讀中共的潛台詞：「因為中共解決了六四所引發的危機，所以中國才得以高速發展。」由是，把經濟成就和「六四」串連起來，內地人就墮入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的陷阱，刺破眼睛的燭光都不會喚起他們的反共情緒。要把民主精神慢慢帶進內地，我們必須換過角度切入。譴責中共暴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通過宣揚當年學運的民主訴求，呼喚良心的覺醒，將現代學生的思緒和學運精神重新連接，再次推動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
當然，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已經非常困難，更甭說在中國推動。有人可能覺得這是「大中華膠」的幻想，香港人根本無從入手。但我相信任何長期的政治運動都要人類的智慧建立和推動，如何推動改變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如果我們堅持「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香港的民主終有一日會被動盪的政治蠶食得不堪入目。中國人需要我們的民主精神，需要我們的民主經驗，更需要我們親身示範爭取民主的堅持。我們不必每個人都擁抱改變世界的理想，但亦不必妄自菲薄，認為自己不能為改變世界出一分力。無論是香港的民主，中國的民主，甚至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民主，我們都可以思考，可以作出貢獻。即使「六四」得以平反，中國邁進民主，那黃土烙印都不會磨滅。因為「六四」會長留在歷史的洪流中，不時提醒我們自由的可貴，堅持的重要和改變的可能。
註一：概念由美國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中提出。他指出溝通和交通的發展會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而印刷和傳媒的興起進一步把人民距離拉近，在人們腦海中建構有共同身分象徵的「想像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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