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智恆
近日在網上看到一些有關社福界廿多名高層向政府爭取額外撥款所引起的爭論。當中有人認為替這些高層爭取是不應該的，因他們薪酬已高得很，不如把力量放在爭取前線同工權益的工作上；而幾名社工前輩看過後，更好言相勸現時社福界薪酬問題，歸根究底都是整筆撥款制度的問題。同工理應團結一致向政府爭取制度改變，不要分化同工，「中政府計」和「搞階級鬥爭」等等。回看整筆撥款制度實施多年，不少關注團體普遍抱持後者的看法，相信問題的根源，只是來自撥款制度，而受資助社會福利服務機構的高層同樣是受害者。他們往往只因撥款不足，迫不得地才令新制員工有同工不同酬的待遇；因此我們決不應指責他們，理應上下一心爭取改善。
從數字來看，現時大部分社福機構的財政情況極之良好。整筆撥款制度實施至今十五年，我們更陸續發現有機構高層薪酬還勝過公務員，每年獲贈數萬至十萬以上的額外津貼和獎金。但在這情況下，他們仍持續地壓低新制員工的薪酬，運用各種名目合理化其剝削的行為。而每當工會要求社署對他們的員工待遇有所規管時，他們就差不多一面倒要求社署尊重整筆撥款制度財務自主的精神，反對有關的規管。試問這班樂此不疲擁護這個萬惡制度的社福機構高層是制度的受害者還是得益者？是揭發他們惡行的同工，還是他們正在分化業界和催生「階級鬥爭」？究竟同工不同酬是整筆撥款制度的問題，還是他們製造出來的問題？
無可否認，整筆撥款制度固然是問題的根源。它率先給予機構財政自由，令其高層有「自由」剝削員工，引發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但更可怕的是，這猶如打開了社福界的潘朵拉盒子一樣，釋放出業界貪婪與無良的真性情，讓機構高層可以善用這些「自由」，剝削前線員工以自肥。因此，同工要做的固然是長遠運用集體力量推倒此制度，而當下更重要的是積極揭發和打擊這些貪婪與無良的社福高層，凝聚前線同工的力量，建立與機構集體談判的權力，作出反抗及爭取改善。這才是對公眾及服務對象負責任的態度。
「機構很窮」是迷思
整筆撥款制度推行十五年，社福界普遍存在一種「機構很窮」的觀感。這緣於機構在多個場合常常有一套說法：整筆撥款中員工薪酬的部分只會以員工薪級表的中位薪級計算(Mid point)；而因為制度容許定影員工的薪酬待遇，可以根據同等職位公務員的薪級表，升至頂薪點(Max Point) 。當定影員工的薪酬，真的超過中位數時，機構便須補貼薪酬差額。這令社福機構財政狀況因此受到嚴重的影響，故未能讓非定影員工能與定影員工，共同達致「理想」的同工同酬狀況。故此，業界的權益爭取運動，一直普遍認為前線同工與機構應要同坐一條船；首應團結一致，將矛盾對準社署及整筆撥款這制度。
可是，我們近日查看社署提供的一些社福機構儲蓄數字，卻令人如夢初醒。我們發現原來現實與上述所提到的觀感，可以大相逕庭。今天社福機構不單不缺乏儲備，而其儲蓄金額更多得令人嚇壞，兼且正每年遞增。首先，社福機構現時的累積儲備已有26.4億，佔整體整筆撥款百份比26.3%，大慨即等於機構三個月的營運資金。而相比2000/01年度2.2億的儲備，在短短12年間，社福機構的儲備已上升12倍；即平均每年增加2億儲備，升幅相當驚人（詳看附表一）。
與此同時，根據社署《整筆撥款手冊》的規定：受整筆撥款資助社福機構的儲備水平（累積儲備佔該年度營運開支）不能超過25%，否則該年度多出的儲備便須退回給社署。這反映25%這百分比，應屬機構可擁有的最高儲備水平。可是，2012/13年度有接近一半（77間）機構的儲備水平均高於25%，有25間更高於50%。這反映一半以上機構的儲備水平，已遠遠高於社署的預期。（詳看附表二）
另外，在整筆撥款推行初期，不少機構均曾用不同的方法，減低定影員工對機構的「負擔」，例如裁退薪金到達頂薪點的同工，以及推出減薪或自願離職等「肥雞餐」計劃，「送走」高薪員工等等。在近年間，這已因此令定影員工的數目大大縮減。根據社署助理處長郭志良先生提供的資料：現時社福機構定影員工數目已少於整體員工的兩成，約七千多人。這反映定影員工這「負擔」對社福機構財政上影響，已急遽下降，甚至變得微乎其微。同時，絕大部分新制員工的頂薪點，卻又只是公務員薪級表的中位薪級(Mid point)，即機構無論如何也不用倒貼薪酬，甚至必然可從中獲利。我們相信這能解釋到，現時社福機構的儲備情況為何可以這麼良好，因為整筆撥款的薪酬計算發展至今，已令「機構很窮」這過去營造出來的假象，不攻而破。
前線減薪 高層獲額外津貼/獎金
自整筆撥款推行開始，它早已是新制員工的大災難。當時不少機構以撥款不足為由，大幅進行減薪，甚至出現七折支薪的情況，令人嘩然。直至2007年，社福界發起前所未見的5000人大罷工後，人工才稍微回升。筆者無法取得最新的數字，但從社聯的《NGO Salary Survey 2012》，一個新入職而取得社工學位的同工起薪點中位數只有$18,903，而只有社工副學士學位的則是$15,877。但當時政府總薪級表中，助理社會工作主任（ASWO）的起薪點已是$24,715，而社會工作助理（SWA）也有$ 16,825（註1）。這反映志願機構同工薪酬相對於政府的薪級標準，被壓低的情況極之嚴重，而以學位社工的情況最為嚴重，每月相差達數千元。
但是，這邊廂新制同工薪酬情況苦不堪言，那邊廂今年度卻陸續有機構高層，被揭發獲發額外津貼或獎金自肥。舉例來說，鄰舍輔導會總幹事今年年頭便被揭獲接近二十萬的獎金（註2）；而保良局總幹事也被揭發於2013/14年度獲得約10萬元的現金津貼等（註3）。事實上，那些高層的薪酬，大部份本身已跟足公務員薪級表。如果額外再獲發這些津貼或獎金，他們甚至有機會獲得更勝公務員的待遇，造成借機構盈餘以自肥的無法無天現象。雖然我們暫時只揭發了兩間機構的惡行，但筆者絕對相信，這只是冰山一角，未來將有更多機構高層會被逐一揭發同一問題。
再思社福界的勞資關係：「政府大無良 機構小無良」？
在整筆撥款的抗爭運動中，不少朋友都認同一種說法，就是「政府大無良，機構小無良」。這意指政府實施這制度而引起種種惡果，固然是大無良；但機構管理層才是小無良。高層是迫於無奈才以壓低同工薪酬的方法，以確認機構能有足夠的資金，繼續運作。但是，綜觀以上所述的情況，如果機構的財政狀況根本極之良好，更好得有機構高層能獲發大額津貼和獎金的話，機構管理層仍不停用層出不窮的方法剝削同工及壓低工資，那麼他們真的不比政府更無良嗎？因此，反思整筆撥款最可怕之處，不單是賦予機構「自由」以運用其撥款，引致同工不同酬及同工被剝削的問題，而是它釋放出機構高層貪婪與無良的真性情。他們就是利用為機構累積盈餘的功績而往上阩遷，造成惡幣驅逐良幣的可怕現象。他們爭相進入商業管理的思維，用盡手段瘦下肥上，上下其手；卻從來不善用儲備，改善同工薪酬待遇。這亦解釋了機構管理層為什麼從來都是「半心半意」地反對整筆撥款，因為他們實踐後已經清楚算計知道，正是整筆撥款，才可以給予他們剝削同工的「自由」。我們不是想否認總有小部份機構管理層是真心運用整筆撥款的財政自由去發展新的服務，同時又盡力保障新制同工的合理權益。可是，這種良心高層真的似乎太少了。
社福界當下的出路：建立集體談判的權力和地位
面對如此情況，同工還能認為社福機構的高層是迫不得已，無可奈何地剝削同工嗎？他們與前線同工之間真的毫無矛盾嗎？他們真的會與前線同工團結一致，爭取推倒這制度嗎？
社福界上下之間這道鴻溝，縱使我們不願看到，但早已被這班貧婪和無良的機構高層狠狠地挖開了。要修補這道深似海的鴻溝，除了長遠爭取制度的改變，推倒整筆撥款的制度外，當下的出路就是凝聚一股集體力量，積極揭發和打擊這些貪婪與無良的社福高層，並建立與機構能作出集體談判的權力機制，迫使某些機構能先行改善剝削同工的問題。我們相信只有認清問題，對症下藥，積累更大的力量，才能從外至內，推倒整筆撥款！
註：
非政府機構一般職位之薪級（2012年4月1日）
http://www.swd.gov.hk/doc/ngo/Salary%20Scale%20of%20Common%20Posts%20w%2...
東方日報，2015年4月18日，標題為「鄰舍輔導會發獎金 被指肥上瘦下」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50418/00176_067.html
東方日報，2015年6月25日，標題為「工會轟保良局壓榨員工薪酬 管理層自肥」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50625/bkn-20150625124930003-0625_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