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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敖暉:政治現實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高度合作去捍衛北京對香港的統治(D100學運連線節目重點20150916)

岑敖暉:政治現實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高度合作去捍衛北京對香港的統治(D100學運連線節目重點20150916)

D100學運連線 20150916重點播報
黃浩銘、岑敖暉

【新界東北案件】
2200-2230
黃:新界東北這單案是上年的事。去年六月十三日吳亮星就東北發展剪布,不少抗爭者想打開立法會大樓的大門,有些朋友想用鐵馬撞大門,當時我勸阻他們,有些戴口罩的朋友答應我他們不是這樣搞的,但後來有人沒有聽。然後很多本土派的朋友罵我。那天也是岑敖暉你第一次抗命,那時你也只是和平靜坐著。這單案我上了三次預審,我們糾纏在傳召證人上。那天是曾鈺成下令叫警察入去立法會,若曾鈺成這決定是錯的,警察就不能算是執行職務。當然律政司不會叫曾鈺成上庭,我們便叫曾鈺成做辯方證人,法官是聽取我們的原因。

岑:為何一定要曾鈺成?

黃:因為他是行管會主席,我們要看行管會的決定是否適當及合法,所以他很重要。曾鈺成可以申請司法覆核去推翻裁判官要他出庭的決定。我們希望透過這單案要曾鈺成說清楚當日發生的事。我們也應多些人在那日出來說說在東北發生的事。

岑:代表曾鈺成及梁君彥的律師,是立法會請的律師。似乎他們不想出庭和公務無關,但他們用公帑請律師。

黃:為何他們那麼抗拒做證人?若非身有屎怕甚麼被盤問?另外他們請律師的費用有沒有經過行管會成員同意?你知道行管會是甚麼?

岑:我理解是立法會的保安,議員辦公室的保安。六十三當晚,立法會怎樣都打不開,因為當時有很多警察拿著U型鐵夾著門,我奇怪,為何警察那麼快就在?不是立法會有事才把警察找來幫手的嗎?未有事情時已有警察stand by,是否也需向公眾交待?

黃:在立法會範圍,保安權力等同警察。行政機關進立法會做保安是剝削了立法會的自主性。

2230-2300
岑:可能有聽眾不明白,為何要傳召曾鈺成,和你們有沒有阻人執行職務有何關連?

黃:警察在立法會執法應該尊重立法會的自主性,基本上是由保安執法。在未出事已叫警察來,他們有機會當時沒有正當權力去執行職務。

岑:但當日他們有沒有正當權力和你們有沒有衝擊沒有關係。

黃:裁判官說立法會有自主權,警察在內執法要問過行管會主席,得他批准警察才有權力執法。若這決定其實是錯的,我們不應被警察拉或阻著我們入內。我們可以看到曾鈺成不像是捍衛到立法會的自主,這是需我們關注。

【三權分立】
張曉明在政改後公開講過,他不會再談任何政治事。張曉明最近又講政治,說特首地位超然,給我們的訊息是凌駕於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今日梁振英撐張曉明,說特首權力凌駕於他們之上。

岑:他們的理解是梁振英的權力完全由中央賦予,包括他及官員的任命。泛民人士的說法是特首沒有超然於三權,司法機關會監察政府,其中一個例子是司法覆核,其成立原意為監察政府行為是否合符法律及憲法。基本法寫明司法獨立。我覺得他們這樣說是因為在政治現實上確是如此,現在司法機關的監察是否像以往有效呢?他們是在挑香港人機,現在的政治現實是三權現在高度合作。上次講過清場是政府利用法庭作為他們清場的工具;立法機關也一樣,梁振英或中央想過的議案一定過到,他們不喜歡的就會被否決。政治現實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是高度合作去捍衛北京對香港的統治。

黃:我覺得這是舊調重彈。共產黨由一九八七年針對香港的憲制架構已說不是三權分立,所以梁振英說要跟鄧小平的指導思想,這在法律界有很多爭議,在共產黨眼中,香港是行政主導。機制上,議員提出議案要分組點票,政府提出議案則不需要;所以議員提出的議案是較難通過。根據基本法,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要得到行政長官同意才可交到大會。我們見到立法機關受到很大牽制。在司法機關,特首可以委任三人去選法官。律政司最近可以借法律「大」我們。律政司可借覆核向裁判官施壓,要裁判官推翻自己決定及改判決。共產黨一直以行政主導管治。雖然我們想三權分立,但現在我們可以見到未能分立的地方,這是現時實況。張曉明在這個時候突然間說這些,有忖測他地位不穩,故寧左勿右。

岑:其實民主派也是。

黃:建制派則不停強調司法獨立,這是摑張曉明一巴。

岑:張曉明講完後,很多法律專家以法律觀點駁張曉明。平時做法是建制派或梁振英歪曲事實,然後我們反駁。這事上,張曉明很串地向香港人說中共在如何管理香港。說法律條文是重要的,但我覺得若要和政府抗爭,了解整個政治狀況及現實也很重要。種種跡象,包括梁振英干預學術界及司法制度,顯示三權在合作維護既得利益集團。

【政治檢控】
2300-2330
黃:最近有單刑事藐視法庭的案件,因律政司忘記入紙而撤銷。

岑:被捕者壓力很大,有人被濫捕、濫告,又要申請法援。

黃:法援全額資助律師費,但我們要付分擔費。抗爭是有代價的。

岑:律政司說不會上訴,但會入紙再告第一批人。所有程序要重來,對抗爭者是折磨。我們之前怕被人說我們攞光環,所以不敢說,其實每位抗爭者都值得尊敬。我近來深刻反思,無論是甚麼政治光譜,若你做的是挑戰制度、政府的管治權力,希望改變不公義體制,你不後悔面對審訊,你是值得尊敬的。

黃:我不需要人尊敬,但需要人尊重。

岑:我也是。我知道我做的事是在散播自己的政治理想。

黃:不要人格謀殺,說我們攞光環。

岑:這說法,說說是容易,但真的經歷過(審訊過程)的話就會覺得很荒謬,被拉被告是為攞光環。(被告)的代價很大,搵唔到工,又要去法庭審訊,又要坐監。我都預咗搵唔到工。

黃:像黃之鋒,他也在地鐵被狙擊。

岑:我不是叫人尊重我,而是希望大家支持抗爭的朋友,他們是值是尊重的。

黃:最近我們去了警總,找來本民前的黃台仰。我不是說他「黏」我們或我們「黏」他,事情是我們這麼多個團體都認為黃台仰被濫捕及被警察行私刑,我們覺得這是不對的,民陣出了聲明聲援。我們基於這比態聯絡黃台仰。現在黃台仰說自己做錯政治判斷、後悔。我覺得我們是去撐他,而他覺得我們撐他所以和我們一起,那沒問題。我覺得話他的人不對,因為話他的人根本沒有去聲援他。我們不搞這個聲援行動,是否罵他的人去搞?他們他日如何在以武制暴中保護黃台仰?為何當日沒有人以武制暴保護他?罵他的人對他不公道。如果我們這個聲援行動叫離間,那我覺得他們的基礎很弱。

岑:我記得那天黃台仰說他的政治路線和我們不同,我們不同意對方,但有些事情大家都受到壓迫,包括受到黑警濫捕,我們在旺角被打,他也在警車內被打十多分鐘,比我們大鑊很多。這都不可以一起出來做抗議行動的話,就未免將派系鬥爭的利益凌駕於政治理念。那天他說的很多事我都不認同,但我認同他說我們不應因派系鬥爭、因為政治理念或路線不相同而所有事情都不站在一起。

黃:他也說過一句毓民說過的「我不會因為要團結而相同,我們是因相同而團結在一起」。我們相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都有成員被警察濫捕及行私刑。

岑:今日你看My Radio的節目,四眼哥哥開口罵他。但上次聲援四眼哥哥,他見到我們也有打招呼及傾吓偈,沒有說不關我們的事要我們走。我覺得他言行有點不一致。如果他覺得黃台仰做錯了,其實他見到我們去聲援他的案件,就應該叫他的義士要我們走。

黃:那時我們一起上去,我說很多黃絲人,我見不到他的戰友,可能有幾個,但照道理應該豎旗撐他,但我見不到,只有他一個。

岑:黃台仰和四眼哥哥我都有和他們同場,是嶺大退聯那次,我們一起在校園派單張。我們立場不同,但見到黑警濫捕,一起走出來我覺得沒問題。但現在黃台仰被罵到飛起。黃台仰在那個節目也說,雖然今次他受到很多本土派的攻擊,但他會忠於自己的政治理念,不會只做支持者想他做的事,否則他就是政客。

黃:有社民連的支持者也罵我們為何「黏」本土派。

岑:我覺得這也不公道。

黃:我不會因為支持者而動搖。

岑:我不喜歡派系鬥爭,以打死另一個派系高於其他一切,包括政治壓迫或其他政治議程。

【九二八一周年】
2330-2400
黃:最先問我九二八有乜做的是警察。我說未定。我心裡有些想法。長毛說覺得傘運後有很多團體,這是好事,但團體間的連結性不夠,民主派在這方面做得不足。我知道部份團體打算在九二八在政線附近有不同行動或集會。我自己的想法是,當示威者面對那麼多打壓,梁振英最近開始檢控示威者,陸續有不同朋友上庭,我覺得這是建制派想在區選前做勢,說我們是犯法、拖死香港社會。而我們陣營沒有聯合戰線作對壘。我覺得九二八應有一個反對最近的政治迫害的聯合陣營,應召集所有傘運團體及本土派,因為九二八是全部香港人當日覺得要有真普選或要保護學生而走出來。這是為相同而團結,大家一起面對現在的政治壓迫。我們要大規模地反抗梁振英的政治打壓。我們向這個方向走,會否有集會。我覺得衝擊不容易,因為傘運已消耗大家很多體力。

岑:也沒有政治議程。

黃:有些人會challenge我們搞這些和理非有甚麼意思,但我覺得不是完全沒意思。我認為要活在當下反抗梁振英的迫害。幾千人也好幾百人也好,我們也要站出來告訴港人我們沒有忘記,要反抗,要給灰心的人繼續參與。我也想籌款去支援被捕的抗爭者。我們有兩傘援助基金,那是需要募捐的。接下來的日子也應該有募捐及派單張,告訴公眾梁振英是錯的,我們違法是有原因的。這是重要的,很多中立的香港人因為看電視聽了他們那邊。我們要召喚傘運有上過街的人來做義工。當社會只聽梁振英,選民會兩邊都不投;當我們站出來說梁振英是錯的,有些選民便會在選舉vote them out。區選是梁振英關鍵一戰,他得罪曾德成換入劉江華就是希望區選大勝。若他區選大勝,灰心的人會更灰心。

岑:九二八的政治動員的機會,我覺得效果不大。我覺得最重要是建立團體間的連結。大家的合縱連環不高。若公民社會是一盤散沙,搞幾多次九二八,結果都是一樣。我覺得傘運反映其中一個問題是公民社會的疲弱。九二八學聯呼籲三罷,但市面是沒有迴響。在我們用帳篷佔領夏慤道前,其實夏慤道有很多晚是吉的,政府當時其實隨時可以收返夏慤道(因為人數少),只是因為政治壓力沒有開返條路。九二八後的後續施壓,其實策略不多。學聯在對話後可以出的牌不多,但一方面市民叫我們退場,有些青年就叫我們升級。但當時其實我們沒牌可出,因為當時整個社會和政府高度合作,議會不在話下,公務員照常返工,不同的政府團體沒有辭職,沒罷工,沒罷市,這反映這個公民社會面對著大型運動時,策略不多,只有堵路或衝擊。真的要令政權受到持續壓力,公民社會要有策略令政府改變,例如政府用拖延戰術或禁制令,若公民社會在不同崗位裡的人選擇和政府高度不合作,例如高官辭職,公務員及工會罷工,這樣政府就會有很大壓力。學聯和其他團體之後有呼籲罷交稅,但迴響不多,因為連結不夠。所以不去反思公民社會現況,就算多十次傘運也會被拖散或自我反裂而死。

黃:有關傘運,很多人談論非暴力抗爭的失敗,及要不要組織的問題。針對第一點,傘運提倡非暴力公民抗命,若失敗,人們會走向犬儒,或是更激進的手段。傘運不成功是否因為非暴力不管用?我不覺得。

岑:傘運的失敗是因為非暴力的種種策略無法被運用。罷工罷市、和政權高度不合作,政府官員不合作,這些是非暴力,但沒有做到。

黃:所以問題不是非暴力唔得,而是我們做不到非暴力抗爭要做到的事。我們的組織力不夠。以甘地為例,他製鹽是大規模,幾十萬人不停做。甘地要碰到一個時機才做到。波蘭也是非暴力抗爭,也是去到宗主國衰敗,非暴力才慢慢發揮到。我們的非暴力抗爭也是要等待時機。另外,就算是暴力抗爭也需要組織。你可以拆大台,因為那個大台是壟斷了發言,我覺得部份本土派對金鐘大台的批評一定程度是對的。但我不同意去組織化,因為沒組織力量(運動)就會鬆散。本土派自己也有組織。我們的教協曾發動罷工,它有九萬會員,最後也沒太多老師肯罷工。當我們九二八有具體計劃時會再公佈。我們金鐘見。

註:即聽即打,非筆錄。詳細內容請收聽節目。非fans。沒故意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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