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涌貨櫃碼頭工人連日罷工，引發起不少口水戰：有人說，「佔領中環」，就由「佔領碼頭」開始吧！這其實只是個口號，卻有人煞有介事地警告，不要把工人運動（經濟鬥爭或階級政治運動）騎劫，尤其那些泛民政黨。當然，也有人說，工運組織者（或社運人士）與工人應該馬上提前佔領中環，守在碼頭只會註定失敗... ... 不知何故，香港不只有鍵盤戰士，還有許多鍵盤總司令。
不在罷工現場，根本難談具體策略，去哪裡佔哪裡，我從來不敢大膽進言。不過，罷工肯定改變了一點我對香港社會大勢的理解，也擴闊了我自己的運動視野。
近年反地產霸權聲音大，反新自由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左翼圈子也不弱，但很諷刺的是，傳統左翼視為革命主體的工人運動，在香港都好像沒有多大起色。大家都說去工業化與服務業主導所害，基於生產關係的碎片化及個人化，第三產業工人好像天生團結不起來。但是，碼頭工人的持續罷工，似乎說明第三產業工人也有一定的組織及戰鬥力。雖然這行業的人手也面臨縮減（因為機械化與鄰近地區競爭），但是，香港貨櫃碼頭業正如香港其他服務業，將來應該還有相當日子的榮景。而且，相對過往罷工，這次市民熱烈支持，也許會增強其他行業工人的自信，激勵其他工人行動。
以上只是懷著良好願望的猜想，比較明顯的是，這次罷工為李氏王國的公共形象蓋了棺，也為香港人上了寶貴的政治經濟課。雖然，不少人早已不視李嘉誠等為香港成功代表，甚至是地產霸權之首，但是，在這次事件前，大家最多只覺得商人貪得無厭。但是，這次事件讓人看到大企業不是簡單的個人，而是一個集團﹣﹣一群跟著李家「搵食」的董事與總裁，他們掌控盤根錯節的企業網絡，或所謂「帝國」。公司龐複的組織架構、互相控股關係，以至判上判等等，不是甚麼高超管理材能或投資眼光，而是為了逃避責任與自肥的伎倆，令工人不容易找到罪魁，有時甚至誰是老闆也搞不清。如果碼頭真的每天損失幾百萬，實在很難相信他們的行為（或不作為）是理性的。遇上碼頭危機，工人叫苦，貨櫃業損失，全香港市民好像比李氏王國任何人還要焦急；我們聲援與捐錢，他們卻好整以暇；每天損失的不像是他們口袋裡的錢，卻像是我們的血汗。有人以各種陰謀論解釋和黃與政府的不作為，我卻以為，這說明了一種結構性的不負責任。
許多人也留意到，這幾年的政府權威掃地，香港社會卻日益政治化，但較少人探討，香港人的階級意識是否在大企業家的自私卸責嘴臉中進一步孕育出來？現在能緩和階級矛盾的，恐怕便只有民望不高的政府提供的福利與公共服務，以及低失業率環境。這次事件再推論下去，不難令更多市民明白，香港的經濟不平等，既來自資本主義的積累與剝削，以及官商勾結，也來自資本家的政治特權。李氏王國便是一例，他們家族成員及其功能組別裡的代理人有多少票？他們的選票份額又比小市民多幾多倍？而他們對北京及特區政府的影響力更巨大得無法衡量。可是，他們的社會責任感比誰都要小。任憑李氏說得再漂亮，多擲幾個錢捐款，大家也日漸懷疑，如今資本有祖國（親中），卻沒有香港這個家。質疑港式資本主義的意識，由幾年前反高鐵衝擊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開始，似乎正漸漸蘊釀另一股熱潮。
面對這樣的形勢，恐怕我們要調整香港民主運動的視野與想像。最近的「佔領中環」言行，雖有走出泛民政治慣性的跡象，隱約有一個民權運動的雛形，全民運動的味道。例如，戴耀廷便直說參考馬汀．路德金的公民抗命，或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等等。但是，其視野仍然囿限在政制改革運動，對更廣泛的運動方向沒有太多論述與想像，有時讓人有一種感覺（或錯覺？），糾纏於一次佔領。碼頭罷工令我想像，會否香港正在進行著一場與英國十九世紀相近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以工人抗爭及工會運動為主要骨幹的普選權運動？或者，所謂「民權」，應該涵蓋得更廣，也更有階級視角。歷史學家一般說，英國憲章運動歷時十年，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人有沒有準備？
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的確，我們將碰到甚麼，肯定不是我們選定的條件，但只有在不確定，我們才是創造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