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可以問及鉛水是否有助延年益壽時，明眼人都知，處於暴風雨中的港大課堂照轉，如斯下去，豈異於集體狂灌鉛水？當教研聲望俱佳的陳文敏都可被政治判刑、一刀斬下馬時，此代表大專界其他教職員面臨同樣困境，即使是院系的人氣導師，將來也會因思想「行差踏錯」而不獲聘請、續約及晉升。由董治時代溫水煮蛙，大舉引入委任制的商人校委治校，鞏固京港政商聯盟，主導大學發展要配合財團利益，到今天直接伸手撕破臉干預，十二門徒齊齊為京港政商聯盟護駕，如果大學師生依然度日如常，豈不如慢性服毒，毒性發作卻以吞鉛為常？
「學生罷課、老師罷教、職員罷工」的學界三罷，是當下唯一有反抗能量的手段。這次的學界抗爭，顯然絕非「一劑過」，按形勢更可能持續到明年。或許我們都會問：「舊年咪罷過！罷課有咩用？」。當中關鍵問題，無法迴避：怎樣的罷課才有威力？如何才可能促成有威力的罷課？怎樣的民主參與才能令群眾運動進退得宜、持續施壓？
雨傘運動的局限：非癱瘓大學運作的罷課
如果學界能夠發動學生罷課、教授罷教、職員罷工的「學界三罷」，封鎖以至癱瘓大學教學、行政、財政部門，罷課日足以影響大學日程運作、教學、行政、畢業安排，政府就需要重新處理高等教育的財政撥款，以及大學無法向社會輸出人才的難關，影響政權的經濟利益。當社會間的如常運作被擾亂，當三罷殃及觸及政權利益，如此抗爭方有可能破死局而生。
去年雨傘運動的不合作運動，只有堵塞馬路及部分公職人員請辭兩度板斧，罷課是自願性質，罷工只有個別行動，罷市更是從未出現。社會大眾從未真正癱瘓政權，各階層和政權緊密合作，使經濟商貿、人才訓練、交通運輸不同層面都得以運作亨通、貨如輪轉。當眾人只是堵塞數條大馬路，但在各方面與社會繼續如常運作，對政權的壓大當然不大。
2012年魁北克二十萬人罷課－全民大會作為核心的運動方式
2012年的魁北克反加學費運動，卻是由學生罷課帶動，癱瘓大專教育，再而局部封鎖部份政府機關及企業，直擊政權要害。魁北克的格局與香港不同，無法直接挪用盡用，但當中的堅持與罷課的抗爭程度，卻十分值得香港學運、社運、政運自省。魁北克學運的特點，在於非常強調以全民大會決定學生運動的方向。全民大會的意義，在於學運不能只靠學生代表，而需要群眾參與及共同負責。
但要群眾參與，維持士氣，避免分裂，則必須要開放決策權，領袖也變成群眾，在參與者之間共同討論，並議決方向。這樣的目的，是在於群眾運動必須有群眾充權參與，但在過往五十年間，學運經歷過太多學生代表私自與政府妥協、上層決策不獲群眾理解、認同、支持、參與的狀況。
魁北克在七、八十年代歷經多次運動失敗時，失望的情緒試過頃刻覆滅學生聯會，學運陷入低潮。有學生沮喪得三十年不願再接觸學運資訊，重建更有堅韌的聯會亦需時。故此，為改變上而下決策的代議學運、緊守抗爭者共同進退的目標，2002年時，學生創立破格聯會ASSÈ，便屬意以屬會各自召開全民大會，議決大方向、原則，再由代表在聯席會議（等同學生會Council、學聯代表會）就細節商量。
而為了聯會更具機動力更直接民主的法則，ASSÈ的屬會大抵以數百至數千人為核心，橫跨大專界至大學及研究院，非單單以學生會作核心，以便召開全民大會，靈活運動。
這與香港的學運骨幹組織－學聯、學生會制，有不同的側重點與組成方法。在幹事會、時委會、全民投票以外堅持舉辦全民大會，因為學生相信他們需經由召開大會前中後的一系列的宣傳、辯論、分析時局、策略提倡、梳理分歧作出共同的公民鍛練，既加強學生運動的戰鬥能量，同時體現民主精神。
罷課作為一種武器：癱瘓大學、社會、政府
2002年－2012年的十年間，ASSÈ不斷為一個更強韌、具抗爭性的學生聯會而奮鬥，以全民大會為基礎，由會員公決聯會及學生運動方向。運動期間的所有重大決策，全都以全民大會決定。整個罷課籌備了兩年，以反對政府學費加價75%的計劃為目標。因為事前達兩年的宣傳、組織、培訓及動員，加之每年一度的罷課一天計劃，讓學生得以摸索罷課如何操作及讓學生得以低成本漸次嘗試參與。
2012年，ASSÈ得以一開始則以罷課6星期為本，封鎖大學院校課室，直接使大學無法如期完成課程，癱瘓授課、畢業、行政、財政日程，影響政府的教育經費，向社會各行各業的人才輸出。由於學生封鎖大學院校課室，教師學生無法進入，教師支持罷教的成本也相對降低。
罷課行動由最初的數萬人﹐躍升至20萬人參與。警方暴力清場，投擲催淚彈、閃光彈，致使社會發動全民行動聲援學生。政府一直堅拒妥協，但因為學運模式全民參與決策的關鍵情況，共識及士氣一直得以維持，並沒有被政府拖垮。最終在社會不合作的威脅下，政府提前大選，反對黨上台，終止學費加價計劃。
罷課盡管曠日持久，但因為早期的宣傳及ASSÈ每年籌備罷課一天的抗爭嘗試，輔以運動期間，透過定期會員大會的方式促成群眾充權，持續參與，共同承擔決策及進退，使學運得以在警方暴力清場，甚至學生被閃光彈閃盲眼睛種種壓力下的情況下，維持士氣，在困局下堅持抗爭，度過難關。而當年在期滿首六星期的罷課後，延續罷課，抑或暫時收兵，也是由會員大會決議繼續罷課，免去傘運間的爭持不斷。
我們如何維繫群眾之間的向心力？
魁北克學運的籌備與運動方式，以群眾共同參與，民主公決的方法定下藍圖、目標。這與香港學界頗大程度依然需要學生會幹事承擔壓力與責任，分別甚大。筆者不認為香港學運可即時變為魁北克模式，但他們同樣歷經我們面對過的難題：困局當前，充權不足，參與權不均，策略不足，群眾與領袖資訊不均以至意見分歧，士氣低迷瀰漫社會的問題。
如果運動要持續，我們必須有方法可以共同分析、參與、決策與承擔，而非僅僅將責任外判予學生會幹事。否則，只由學生會幹事擔當所有角色、所有判斷，也會使其決策患得患失，而沒有堅實的群眾連結與基礎，影響成效。
換轉港大，以至本地其他學生會，怎樣才能使學生代表及學生透過平等的平台，雙向充權之餘，共同決議下一步方向，維持以群眾為重心的群眾運動？而就著下一步，又如何在此平台就形勢共同定下目標及承擔決策後的共同責任？當中，群眾如何自我維繫向心力，以持續參與、維持士氣、進退有度、互相補足？過往，學運習慣以學生代表行先。今天，學生會的會員大會或院會、舍堂的會員大會能否成為核心，讓群眾參與，而評議會再就群眾決策，思考細節執行？這是學運、社運、政運，皆需要思考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並不是空中樓閣，而是當下每場抗爭，未來十年我們都切實面對的問題：「我們能否以民主的方法去爭取民主？」 雨傘運動既然讓我們看見了過往模式的失效，我們到底能不能在未來破舊立新，確實用一套真正尊重參與者的民主方法去破除過往的困局？
基於時間所限、外在環境與根基不同。今年有否大罷課，是未知之數。而罷課能否師生員工同行，也有許多問題要解決。即使三罷未成，小試牛刀為來年鋪墊，不回應則遂步挺進，也可能是師生員工要考量的方向。去年511人於7月2號留守遮打道的公民抗命行動，在社會仍對佔中充滿疑慮下，開創佔領街道公民抗命的先河，同時也為其後罷課重奪公民廣場，以至雨傘運動作了抗爭運動上的一個鋪墊。今天，師生職員同為香港人，同一未來命運，又是否能再進一步，為未來幾波的學界抗爭敢作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