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Manson Wong
《孫子兵法》第一章《始計》，以五個大方向，判斷一個國家的戰鬥力；當中第一個要點，是「道」：「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也。」意思就是，全國需有共同意志，才能死生與共，發揮出整體戰力。放在民族層面，道就是建國神話；放在公司層面，道就是品牌意志；放在社會運動，道就是共同目標。孫子將道排在第一，就是意志比資源、領袖、或組織都優先。
西方的兵法家，以卡爾‧馮‧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為代表。在《戰爭論》中，他寫到了一個千古難題：戰場瞬息萬變，高層指揮官，不可能做所有的決策。如要中層指揮官的決策恰當，中層指揮官必需明白，到底為何而戰、因何而戰。沒有一體意志，中層指揮官的決策必會偏差，令敵人可以分化，繼而逐個擊破。
對了後現代，電腦計算學有一門「群體計算學」(swarm computing)：蜜蜂、螞蟻、及魚群，個體智力不高，但聚在一起，族群會做很複雜的事。他們當中，並沒有指揮官；蜂后、蟻后只是「生仔機器」，並無指揮權。整個族群，靠的是個體遵守幾個簡單的決策機制。電腦學家，能用少於十個指令，模擬出整個魚群的動作。如果在運動裏，各人意志統一，個體自然能因時制異，達致最大效果。筆者並不是說，如果能貫徹意志，則《選戰》中一類，抹黑、收買等政治手段會絕跡香港。但是最有靭力的運動，應像希臘神話的九頭蛇一樣，斬下一個頭，又長出一個頭，生生不絕。這正是幾十年前抗日劇集中的經典對白：「你殺了一個張國強，還有千千萬萬個張國強。」
似乎社會，進入了一輪吵鬧。不單藍黃之間，爭吵不了；就連黃營內部，也都在吵。黃營內部會吵，正正就是我們對運動本身，共識薄弱。928的示威者，最大公約數似乎是反對政府暴力。到了中期，似乎變成了「我要真普選」。後來激進及溫和之爭，是手段之爭；再演化後，更成了經濟政策之爭，以及對部份人來說的身份認同之爭。換句話說，除了大家都希望改變現有的政治模式外，黃營其實根本沒有共同意志：如果要求十個人重新設計香港政治制度，可能會出理十個讓步不了的答案。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場「雨傘大辯論」。
任何論述，最值錢的並非第一篇文章，而是之後的整體辯論。國外博士課程，最聞風喪膽的是綜合考試(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或名General Examination 或 Qualifying Examination)；美國的博士生，一般在第二或第三年應考，以決定他們有沒有足夠的知識，繼續博士生課程。文科的綜合考試，問題很簡單。考官會給你一位學者及年份。例如本尼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在1983年寫了《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乃是歐美學術體系中，民族論述的源頭；這本書之後，關於民族論述的學術辯論文章，數以百計。如考官的考題是「Anderson 1983」，考生就需要即場背出《想像的共同體》的主旨及其理據，再背出其後，正反雙方的學者所提出的論點。本科生讀民族論述，記得該書的主旨就很不錯；但博士生，則需要明白民族論述的整個學術辯論。
一篇文章能成為學術經典，必須先經過這種系統性的辯論。如果沒有反對的聲音，要不這篇文章沒有帶來新觀點（廣府話所謂的：阿媽是女人），要不這篇文章的觀點，未夠清楚。有時候，學者需要在同一議題上，發出幾篇文章，才能引出應有的辯論。這種理論發展，通常由大議題開始，然後一直細分，直至整個學術界都沒有新觀點，才算是成熟的理論。這個過程，短則十幾年，長則幾十年。這種時間累積，決非錢可以解決、取代：將人家的版權買下容易，將名教授邀請過來亦不難。但這樣子，只是買下了辯論的結論，而非辯論本身。
當然，當整個社會，整個世代尋找集體意志，不能完全照抄學者之間的辯論。筆者帶出這點，只是想說，這種程度的紛亂，反而是最健康的現象了。這場大辯論，亦不太需要形而學上，滿篇專業名詞的學術文章。反而以無線、港視一場戲帶來的討論，更會帶來共鳴。
其實這辯論才是建制諸公諸女士最頭痛的一點。礙於政治現實，他們不可能直接跟我們辯論；但如果完全不理，這場「雨傘大辯論」，走向絕非他們所樂見。一旦黃營尋得了共識，到時候再爆發出來的政治能量，或會數倍於928的第一幕。
筆者不認為，運動落幕，是源於「中國文化的小農DNA」；雨傘運動各方，共識單薄，才是致命傷。所以我們並非沒有行動目標。現階段，我們必需多說多寫多討論，才能一點一滴的累積共識，形成意志。能寫的，請寫。未能寫的，也請share，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