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在信報發表回憶錄，廣受關注，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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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五日，我被香港特區政府革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職務。此前，我對時局已心灰意冷。
第二屆特區政府成立、主要官員問責制出台之前，我向董先生指出體制改革要審慎，不要採納一些明顯削弱施政效率的建議；梁錦松「買車事件」發生後，更在組內提出董先生要採取果斷做法，以挽救特區政府管治威信。可是，這些建議不幸都未被重視、接納。
目睹特區政府管治危機日甚一日，錯誤層出不窮，社會動蕩不安，無奈自己言路已塞，遂萌去意；及至政府勒令我停止工作，我反倒如釋重負。「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思量何去何從之際，記起孔夫子這句話，意念泛起心頭：何不趁機實現一個多年來的夢想？於是坐言起行，退了房子，把僅有的一些書籍和財物寄放在朋友家，九月中飛到英國學習帆船遠航的知識和技術，把一切政事和仕途中的不如意盡拋諸腦後。
不過，心緒安寧很短暫。十二月的一次實習航行途經法國西南面 Cherbourg港，有半天時間停留。我上了岸，在附近海濱公園蹓躂。公園正中是一座古老宏偉的塑像：拿破崙豪邁地坐在馬背上，左手緊握韁繩，右手揮向彼岸英倫三島，像是引領着浩蕩大軍，可是馬兒受驚，竟想轉向而去。石灰石造的台基四面刻滿了古戰場的名字：Austerlitz, Jena, Friedland...，記錄着這位英雄的豐功偉業。
但是，歷史告訴我們，拿破崙不智地超越了極限，滑鐵盧一役，令他一蹶不振，一生功業以失敗告終，到頭來他豢養的牲畜比他聰明。
我站在塑像前，想起回歸年的特區政府領導不也是雄心萬丈，可是後來在政策上一意孤行，一錯再錯，乘載着這個政府的人民不願跟它走；遂有○三、○四年的慘淡和○五年的落索。在回程的夜航途中，我心潮起伏如英倫海峽的波浪。抵達基地之後，有好幾天在課餘時間想了又想，最後決定明春回香港之後會寫文章，把我在中央政策組工作六年的觀察和心得整理出來，分析特區政府、董先生和他的領導班子在政策和管治上失敗的徵結所在，若僥倖能有一得之見，也算是我對香港和特區政府盡的最後一份責任。
年初，我父親大去，我從英國飛到加拿大奔喪，辦妥他的身後事之後，陪伴母親在渥太華小住，每天到市中心公立圖書館埋頭書寫，完成了近四萬字的回顧和總結。
近四萬字的回顧和總結
首先，我試縱論特區政府在經濟、政治、社會三方面政策失誤、引致管治根基削弱的主因。著墨較多是在政治，多少反映「九七回歸」是政治事件這一歷史事實。在敍述若干具體政策形成和出台背景時，少不免要提及我任職政府六年當中的一些人和事，以助讀者明白為什麽那些政策大部分願景良好，卻終歸或為大眾唾棄、或以失敗收場。
我不認為這許多的政策失誤，問題都出在董先生或特區政府身上。在政治方面，我認為錯誤的根源主要在於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時，犯了歷史性的路線錯誤；這不僅把香港和特區政府害苦了，還大大地損害了香港正統左派、特別是當中有識有能之士的利益。
在縱論政、經、社三方面之後，我將以專文評論十分重要的「主要官員問責制」。然後，我會花一些篇幅論述董先生的為人、處事和領導風格。
最後，我將以比較輕鬆的筆調憶述我在政府工作六年當中的一鱗半爪；此部分甚長，近一萬字。我沒有本事提出一條讓香港徹底走出物質及精神谷底的必由之路，惟行文之際，常不得不引入很多主觀意見，是對是錯，只能讓讀者評說。因為我離職之後還要嚴格遵守〈公務員保密條例〉，很多有用、有趣的材料，在寫此組文章時都一一割愛，請讀者原諒。
先談經濟。坊間這方面的評論已經很多、很好，難有新意，所以我在本文只提一大圍重點，不及其餘；對某些具體經濟政策事例的評論，留待以後的一些篇章去提出。
董先生在九七回歸的喜悅中，以亢奮、積極的心態接手管治香港，同時迅速明確地提出一系列發展經濟的目標和具體策略。這個架勢，無疑與港英時代的做法和哲學大相涇庭，論者每以「大有為」三個字概括這個架勢和後面的領導心態和管治理念，從而推斷這些經濟政策必然失敗。後來，很多這些政策果然失敗了：有的無疾而終，有的焦頭爛額。這是不是都拜「大有為」所賜呢？
替大有為小翻案
主流經濟學認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政府搞經濟，無為勝有為、小有為勝大有為。普遍和局部均衡理論嚴格地從正、反面證明了這個源於亞當斯密的論斷。兩百年來，世界上很多開放型的自由經濟成功了、很多封閉型的指令經濟失敗了，更充分說明這個論斷在實踐面前可靠、有力。不過，例外還是有：日、韓、台、星、馬、以色列，以至近十年的愛爾蘭和北歐諸國，推行市場經濟的時侯，都有很強的政府行為，經濟也發展得相當成功。佛利民說，那是 in spite of 政府干預，不是 because of，立論精闢，但我未敢時時處處完全苟同。
在適當的情況下，在某些時段裏，某種強力的政府行為，特別是在人本資源的開發、大型基礎設施的配備和更新等方面，也可以有很正面的經濟作用。舉一個例：芬蘭的工業藝術有很好的文化基礎，政府看準了歐洲有市場，於是大力投資這方面的人力和基建，結果很成功，今天芬蘭的商品設計世界一流，政府可記一功。一般來說，政府行為效益高低，除了看它懂不懂經濟干預的理論之外，關鍵還在於對本國及主要相關國的經濟有多少認識和對干預有多少經驗。
我打一個造橋的比喻。好的工程師，配備了現代化知識、儀器和工具、掌握了架橋地點附近河床地質構造和水文資料，完全可以計算出橋躉最好打在那幾點上面。若這些資料不具備，則可用簡單的古法：在上游投下巨石，任由水流沖引，巨石最終停留不動處，便是河床堅固、水文有利於打造橋躉之點。這個方法不一定最精密，且有所謂多均衡點問題，但好處是資訊要求低。
港英時代的「積極不干預」，好比古法築橋，政府不必很懂香港和相關經濟的特質、結構和政策參數，已經可以應付裕如。事實上，據我當時觀察，政府也確實不很懂；不僅政府如此，連大學裏頭所累積對本地經濟比較堅實的研究結果，相對於日、韓、台等地，也少得可憐；這種情況，至今無大變。但這正正是實踐「積極不干預」的好處：政府不必知道很多，眼光不必很獨到，本領也不必很高強，已經可以通過「無形的手」取得也許是最好的效果。
介入政策匹夫之勇
可是，九七之後，領導者要大有為，有關部門卻嚴重缺乏支持和落實這種迴然不同的經濟哲學的研究能力、知識、經驗和建制，結果可想而知。這不是公務員的錯；要長跑家跑短途，或者要舉重的去跳水，怎麽可以呢？
九八年我進政府工作，一位公務員同事告訴我，整個政府裏頭，有前沿研究能力的人，屈指可數，能搞嚴格經濟研究的，更是鳳毛麟角。不僅如此，在急於上馬之時，政府領導層卻根本沒有意識去補救這種錯配或不足。還記得九七年某日，董先生已經當選，在他南區的家做東道，賓客有大商賈、高官、學界名流，我當時已任《信報》總編，也敬陪末座。談笑間董先生對大家說：「學者的意見要聽聽，但不能相信。」雖是當時戲言，但其後幾年我觀察到他的確如此。
沒有學術可提供的嚴格客觀分析，也沒有相適應的公務員系統可賴以實踐，董先生的介入政策實乃匹夫之勇；他於是只能倚靠一些他由衷認為是愛國愛港、肯承擔、道德情操高尚的血緣精英和商界奇才；但這些人大多非博學多聞，更談不上雄才大略，只知根據主觀意見、個人經驗、甚或自身利益，提出一個又一個「中心」建議，結果董先生推行的經濟政策不僅成少敗多，還為後來「官商勾結」的指控埋下伏線而不自知，真是可嘆亦復可憐！
偏離「積極不干預」，理論上已令香港經濟風險大增，猶兵行險着，但如果領導班子有足夠知識和專業行政力量支持，加上一點運氣和市民的善頌善禱，未嘗不可替香港殺出一條血路。可是，領導取向與執行機關能力錯配，終令特區經濟政策景願雖然宏偉、到頭來一籌莫展。在這點上，董先生是有責任的。
[浮桴記]十七之一．待續
2005-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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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特區政府政治失誤兩大內因
特區政府政治方面的失敗，和經濟政策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這方面的原因比較復雜，有來自北京的外因，也有屬於特區政府自己的內因；特區政府的錯誤是次，北京的錯誤是主，因為影響太強勁了。內外兩害交加在香港的錯綜複雜政治環境上，香港不受重傷幾稀。讓我選一個有趣的切入點，先談內因。
大概是○二年春天罷，在中環香港會所舉行的一個民主基金會午餐研討會上，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坐在我旁邊。她當然知道我和《信報》的關係，劈頭一句跟我說：「《信報》立場頑固如一，想必是林家揭錯了皇曆？」我對眼下這位前港英高官不無敬意，和氣地解釋：「葉太，我想不是的；只不過是他們看待共產專制主義的態度在回歸前後始終如一而已。」
其實這並不奇怪。大凡人心政治認同的變化，總不在一朝一夕。主權可以更換，旗幟可以改變，但絕大多數香港人心目中的「中國」涵義、對現中國政府在內地在香港的行為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過去和現狀的整體看法，卻只能隨着中國本身的變化和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演變而緩慢轉移，此所謂「觀其行」是也。英國人一走，馬上變得徹底愛國愛黨如愛考妣者，到底是少數。特區政府領導層對這方面的估計有錯誤，作為政治政策重要依據的某些資料及其解讀也經不起推敲。我舉一個事例。
揭錯皇曆？
○二年初，一位學者發表並向政府提交了一個有關港人身份認同變化的問卷調查報告，指出九十年代初以來，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百分比大幅上升，從而推論一般香港人的民族主義觀念在回歸前後有普遍、顯着而正面的改變、加強。當時董先生和劉兆佳都對這個問卷調查十分重視；我卻私下對這位學者說，問卷結果很有趣，但可以有不同解讀。我指出，九○年以來，有幾十萬人因「九七」因素移居海外，而同期間有數目相若的大陸移民定居香港；有理由假設前者在這類問卷調查中認為自已是「中國人」的百分比較低而後者則較高，然則就算其餘大部分香港人身份認同絲毫未因回歸而變，也可得出相似的問卷調查結果。我說，我不知道我提的另外解讀對不對，但嚴格的思維要求，在作出他那種正面解讀之前，起碼得證明其他合乎邏輯的解讀是錯的。
對這個簡單的質疑，這位學者未及回應，董先生就已經對問卷調查結果及其正面解讀照單全收，並多次在談話中引用；其後，政府大幅增撥資源、密集地做各種類似或有關的問卷調查，最終竟引致「廿三條」立法過程中對民眾接受程度估計嚴重偏高。
研究問題不夠嚴格，或者是「結論行頭、前題搭夠」、結論指導推理，等等，都可以引發很多意想不到的壞後果，絕對馬虎不得。學術本應有助得出正確政策，但學者和用家引喻失義，卻反而成為特區政府政治政策錯誤的內因之一。
內因之二是什麽呢？踏入九十年代，香港的政治環境演化出一個很大的矛盾，即言論上的高度自由和政制上的低度民主。大家都知道，民主和自由是孿生兄弟，發展程度相若，二者才能取得動態平衡。香港的情況，就是不平衡。
體制不民主，政府政策自然朝某一少數政治派別或利益集團上傾斜，受壓抑或受損的大多數惟有利用言論自由來表達不滿，政府和少數政治派別或利益集團縱或一再贏了個別政策，卻輸了多數民心。怎麼辦呢？一個辦法就是加速民主化；另一個反其道而行，就是削弱言論自由。二者都可以達到某種不同的平衡。大多數民眾會要求前者；非民主政府的心態傾向選擇後者。○二年，我在政府高層一再聽到一個訊息說，特區政府政策碰壁、管治困難的主因，是政府沒有輿論陣地，因此如果要改善處境，必先從取得輿論陣地着手。我於是知道山雨欲來。
削足適履還是順應歷史？
果然，之後不久，傳媒的朋友們開始感到變化，不少人向我反映，各報社論很多時是有關方面喂的料；還據說，接收政府消息，不同的報紙有不同的待遇，「賞罰分明」。一些同事辯稱西方民主社會也常常如此，但我認為這不應該是一個號稱全民政府之下發生的事；就算不是策略，給人這種印象也不好。峰迴路轉，隨後發生的，就是去年的「名嘴封咪」。
政府想強化自已的聲音，前已有之，就是鼓勵各局長多接受訪問、多在報上發表文章，那是正路，但○三年「七一」之後，我覺得很多迹象顯示它決定要削弱言論自由以適應低度民主。社會上眾多「親政府人士」不斷強烈發表有關言論自由尺度的觀點，而他們的要求後來又竟然陸續實現，可說是旁證。
其實政府的言論非無「陣地」（如果一定要用這種戰鬥性話語的話），只不過沒有很大市場罷了。每次政府有重要消息宣布，試問有哪一份報紙、哪一個電台不洗耳恭聽，然後大幅報道並引各界評論、市民意見、政府答問、補充？只可惜政府的政策常有很多漏洞甚或「死穴」，論據或是蒼白無力，或是偏頗不全，讓有份量的評論家（有時只是一些販夫走卒）一駁就倒。本身實力不足，是一個原因。
我進政府之前，一位認識比我多的朋友告訴我，政府內部的政策分析文章，寫的人也許很有經驗，但技術方法嚴格程度大抵比不上像樣一點的碩士生，立論有時更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我當時半信半疑，後來看多了才知道大體屬實。
政府政策推銷得不好，還有第二個原因。社會人士的一般學識過去二十年提高很快，高等院校和大學倍增，香港多了一批有識之士，但同期間公務員特別是政務官的學歷和現代專業知識水平卻提高很慢、甚或依然故我，政策答辯場合中怎能應付裕如？水漲船不高，要沉的。（一位搞教育的高官回大學研究院修讀教育學學位，既說明問題，亦指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正途。）第三個原因當然是政府自已理屈而辭窮了，特別是在推動一些忤逆民意的政策或立法之時。
傳媒友我為何民心逆我？
然而，削足適履，削弱言論自由以適應低度民主，是不明智的；用共產黨的術語說，就是「反動」，「反」歷史前進方向而「動」。此外，在政府內部和各重要公共機構和諮詢委員會裏，也有類似迹象；比較有力敢言的人相繼調職、革職、辭職。於是，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友我」傳媒的數目日多，言論日漸馴化，政府內部聲音也日漸齊一，特區政府政治政策卻一個一個觸礁，民意強力反彈，最終勞駕中央出手。
一廂情願錯誤測度解讀港人九十年代以來「愛國愛港（黨）」程度的變化，忤逆民心意圖收緊社會上和政府內部的寬鬆言論尺度以符低度民主體制穩定需要，是特區政府政治失誤的兩大內因。
這些不是什麼「不足」，而是由根本的政治路線錯誤引出的。我敢武斷地說，這種錯誤的源頭不在香港而在中央，並且和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每一次犯的重大錯誤，性質上如出一轍，就是極左。很多人批評董先生，要他替香港的政治困局負責，是不公道的，他只是很忠實地執行或者很準確地揣摩北京對香港的政治路線而已；換轉北京想香港民主自由多一點，董先生一定樂於照辦。我的判斷對不對，看下一任特首推行的政治路線會否不同、怎樣不同，便會分曉。這樣的一條極左錯誤路線，不僅傷害了特區政府、香港人民，還特別嚴重地傷害了香港正統左派的政治和實際利益。我在下文詳論這些重大問題。
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浮桴記] 十七之二．待續
練乙錚
信報財經新聞 2005-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