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末曾發生過一場廣為人知的學潮：金禧事件。那時學生和老師齊齊罷課、集會、請願，甚至絕食。事件由中學生反對學校財政混亂開始，後來廣及國粹派及教會辦學團體之間的對疊；最終，殖民政府介入，開設新校，平息事件。我當時年紀甚少，還未適齡入學，後來聽到這段歷史，坐在課室內往窗外望，不其然有一種嚮往萌生，還發白日夢地投入其中。
1977年5月期間，考試旺季，受影響的中二至中四學生數百人，在學聯的大學生協助下，能進入港大及中大補課。嘩！這種「跳級」入U讀書，對一個中二至中四的學生來說，是又勁又型呢！我承認有這種想法很低能，不過這類的經驗不是人人有，讓人看到「罷課」或「學潮」這等被官方或口水友視為天塌下來的擾亂社會秩序事件，其實才是打開思想，讓人和社會自由成長的學習好機會。至少，在起床梳洗返學放學溫書食飯拉屎沖涼睡覺再加偶有小驚喜發生的循環裏，到大學經歷非正規框架下的教與學，不是更值得令人回味，可以向子女後代晒命的事情嗎？
本來我以為在有生之年，應該不會遇到罷課。不過，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發生，那一場不單是解放軍在北京城天安門廣場上屠殺平民、工人和學生的事件，也是香港史無前例地共鳴震天別具本色化的事件。這令我對罷課爆出新知識的嚮往又重燃起來。
那年的初夏，我記得社會上幾乎每天都是愁雲慘霧，同學們、老師們都眼睛通紅。那段日子，黑色是主色。那兩三個月，沒有家長會叱喝子女用電視送飯無益。那日照上班時段，沒有打工仔會被揶揄昨晚玩通宵以致無心工作，因為由上司至老闆都變得通情達理，且是真的明白下屬，感同身受，大概他／她們昨晚也曾對著報紙發呆。
我當時作為一名就讀於官校的中學生，上學就是等校內中央廣播，然後到操場集會。在操場上，我第一次知道布條原來是可以用來寫大字造橫額的，又能將它繫在肩上表達某種意思。同學阿鵬有次走到我身邊，跟我說他是印尼華僑，哭著臉問我為何他不是中國人。我把手上只有半寸寬的黑布條，再擘開一半給他。他繫上了，我對他說：「中國人」。
每天上學都不是打開書本學習的。老師上數學堂會給我們說中國歷史，且喃喃地說著‘426’和成千上萬。英文課的教材是《南華早報》或《英文虎報》的頭條，我大概是在那時學會‘bloodbath’和‘troops’等生字。中文老師和中史老師上堂的地點不是課室，而是禮堂。每每由他們向能來到的學生講課，內容是遊行路線和新聞即時報導。
罷課地上課的時光，至今難忘。我本以為自此後再沒有罷課發生的可能。誰知，今年的反對國民教育浪潮，罷課作為真學習的時光，又再令我精神爽利，思想著主動學習的可能。
望著窗外，天文台好像說將會掛八號風球。那個罷課的月份，我曾在罷課中過著全身濕透的美好日子，認識了不一樣的香港，不一樣的中國。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