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月人大這個敏感的政治季節裏，香港突然傳出特首董建華辭職的消息。消息還未經證實，就已經成為了全球媒體報道和評論焦點。
如果消息屬實，首先的問題就是為什麽董要辭職？這裏有很多的原因，但歸根到底是因為董所面臨的來自北京和香港兩方面的壓力。九七回歸以後，從早期的金融危機到後來的沙士，香港經歷了一場又一場危機，並且各種危機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轉變成政治危機。更令人驚奇的是，每場政治危機的最後焦點人物就是董。港人對董的不滿當然有董本身的責任，但即使是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最終也表現為對董本人的不滿，因為在香港人看來，董畢竟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代表的是中央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董所承受的政治壓力可想而知。
本質上是政治改革問題
在董面臨香港愈來愈大的壓力的時候，中央政府的支持就成為關鍵。自金融危機到沙士再到○三年七一大遊行，中央政府對董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最明顯的就是中央政府推出了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自由行」等項目，既有效地恢復了香港的經濟，也改善了香港中產階級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心。正當香港經濟很快轉好、親中央政黨獲得立法會選舉勝利的大好形勢下，傳來董提出辭職的消息。
或許，這也是董辭職的最好時候。作為第一任特首，儘管經歷了風風雨雨，但最終畢竟力促香港經濟恢復健康。不過，董的辭職也表明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之間特別和董本身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自去年以來，中央主要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多次對特區政府多有微詞。先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澳門回歸紀念上在表揚澳門特首對澳門的有效管治的同時要求香港政府反思管治，提高管治水平。接下來就是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訪問拉美時也幾乎用同樣的口吻對香港政府提出了正面的批評。不管怎樣，董是因為管治方面的問題而辭職的。董的辭職的確可以給香港政府一次很好的機會來反思香港未來的管治問題。
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央政府也必須反思本身對香港的管治方式。香港管治有問題也是中央政府的問題，香港管治不好說明「一國兩制」的實施出了問題，而「一國兩制」的實施過程就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互動過程。
儘管有經濟等方面的因素，香港的管治問題本質上是政治改革的問題。香港本身有發達的市場經濟機制，也有良好的法治傳統。在殖民地政府結束以後，如何通過政治改革來建立一套適用於市場經濟和法治的政治制度就是管治問題的本質。在這方面，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中央政府實際上錯失了很多機會。
近年來，香港中產階級不斷要求民主。可惜的是，在香港中產階級每次要求民主的時候，中央政府過於聚焦於香港各派政治力量的爭鬥上，沒有超然地考量香港未來總體管治問題。結果，香港的民主化運動最終轉變成為中央政府、特區政府、親中央政黨和民主黨派之間的力量之爭。
「階級鬥爭」不利和諧穩定
本欄很早（二○○四年二月十七日）就強調過，如果中央政府的力量和特區政府、親中央的政黨力量結合在一起，民主黨派在這場較量中沒有贏得勝利的機會。但中央政府這種鮮明的立場正是表明了其管治香港的問題之所在。本來，中央政府應當要考量的不是支持香港哪一個政黨的問題，而應當是從長遠眼光出發，借助民主化改革，來建立有效的管治制度。很難想像，在不引進民主的情況下，香港能夠建立有效的管治制度。儘管現在經濟好轉，人們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信心恢復，但誰也保證不了經濟因素的變化。香港是個高度全球化的經濟，一旦經濟下滑，管治危機又會發生。
再者，無論從香港社會本身的發展情況來看，還是香港（甚至整個中國）所面臨的國際民主化的壓力來看，民主化是個必然的趨勢。用各種方法來延遲香港的民主化無論對建立有效的管治制度還是「一國兩制」都不利。
自香港的民主化爭論以來，中央政府的確在考量香港長治久安的問題。最近香港的政黨合併和變遷很能說明這個問題。這表明，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已經意識到政黨是政治穩定的基礎。但從民建聯和港進聯所提的一些口號如「愛國愛港」等來看，香港的政治發展還是有很大的隱憂。例如，強調一方的「愛國愛港」必然假定了另一方不「愛國愛港」。在很大程度上說，這是「階級鬥爭」觀念的變相表達。長遠來說，並不利於香港社會的和諧和穩定。
考量香港的管治問題必須從政治發展大局來思考，過分側重於具體瑣碎的政治爭鬥，就會失去政治發展的大方向，也因此不可能解決管治問題。董的辭職可望也應該帶來香港和中央政府對管治香港的共同反思。
鄭永年
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