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前的討論: 社會科學方法 還是經濟學者的修辭？
明報 雷鼎鳴
2006-07-03
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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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的邏輯再談錯誤的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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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是學術研究的基礎，有如武學中的《九陰真經》。我注意方法學，部分原因是受到母校芝加哥大學極度重視方法學的影響。
經濟學家研究自由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已有數百年，近50年來，由於統計數據日益充分，我們更能在汗牛充棟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中知道保護主義遺禍人間。事實上，自由貿易是利是弊，已不是經濟學最熱門的研究課題，學界的工作早已進入更細緻精準的領域。例如，兩年前我邀請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Lucas)到科大工作坊宣讀他的研究，其論文便提出一個問題：「假如世界各國都取消關稅，究竟對經濟帶來多大好處？」經他的定量計算，在有數據可憑的全球每一國家的GDP都沒有例外地有不同幅度的可觀增長。若有論者要挑戰或懷疑貿易有利經濟的結論，他必須做到兩點：1.成功推翻前人數以千計研究結果；2.提出及格的異例。
我在本報發表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與常見錯誤》一文中便論證了文化學者許寶強教授所提出的「異例」，或者是他所說的「不方便的事實」，因為都犯了不同層次的方法學上的錯誤，所以都是偽異例。
許寶強似乎不滿我對他方法學的評價，在《社會科學方法還是經濟學者的修辭》中，他把我的論證自由裁剪，將我沒有說過的話強加諸我口中。學術界中人一般不會故意扭曲別人的言論，他顛三倒四的邏輯，相信必定另有源頭。我細讀了他文章幾遍後，終於恍然大悟，他真的是不懂標準科學方法中的ceterisparibus概念，而且因而犯了一個我以前走漏了眼但又十分有趣的方法學上的錯誤。
方法學是學術研究的基礎，有如武學中的《九陰真經》。我注意方法學，部分原因是受到母校芝加哥大學極度重視方法學的影響。國際學術界中很多人都想搞清楚為什麼四成的經濟諾貝爾獎得主都與芝大有關，而芝大自爆的成功「秘訣」正是對方法學的執著，我們怎可等閒視之？許寶強方法學上所犯的錯誤在專業搞實證研究的學者身上並不多見，但在年輕學生及一些公共政策評論人身上卻是家常便飯。我發現這錯誤有一個有趣特點：通過它的「推理」，最嚴格的實證結果會自動被視作根據薄弱，最無聊的討論又會被理解為充滿批判性的分析。這有若《射鵰》中的歐陽鋒得不到真正的《九陰真經》，被黃蓉所騙，強行逆練，終致不斷要頭下腳上倒轉身來行走，說話邏輯顛倒。要明白這方法學上的錯誤，便需對「正」與「逆」作出比較。
「正」的方法學是什麼？
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中可以驗證的命題，大部分都要加上ceterisparibus的條件，即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因素A發生變化，會對B造成什麼影響？例如，影響健康的原因很多，若我們想知道吸煙這單一因素會否殘害健康，便必須通過「控制實驗」或其他方法把吸煙的影響孤立出來並加以量度。研究者或可把一群原本年齡及健康等背景相若的人找來，一分為二，一組要他們開始抽煙(若法律容許的話！)，另一組則不准抽，經過若干時間後，若發現抽煙的一組健康平均顯著差於沒有吸煙的一組，我們便可說吸煙有害。
若不做這個控制實驗，而只是把社會中有吸煙及無吸煙的人的健康情簡單比較一下，得到的結論便不足為憑。我們就算發現吸煙的人健康較差，別人也可挑戰這結論。他們可提出另一些「解釋」，例如，吸煙的人可能生活較為糜爛，又或較為不注意健康，他們身體欠佳，也許原因不在吸煙本身，而在於與吸煙者共存的其他因素。嚴格的實證分析必須把這些其他因素排除掉。倘若因條件限制，不能進行「控制實驗」，用經濟家熟悉的計量經濟工具亦可達到目的，但代價是數據的需求量較大。
現在說「逆」的部分。
許寶強顯然不認同上述社會及自然科學的標準方法。我曾舉例把影響美國19世紀經濟的其中兩個因素並列出來，即當時美國向西開發擴張，有利經濟的土地及資源都大幅增長，但美國同時又採取不利經濟的鎖國孤立政策。我們可否把當時美國有不錯的經濟增長看作是足可挑戰「孤立主義有害經濟」一說的及格異例？顯然不能，因為這樣做並不能排除當時國土擴張的影響足以抵消鎖國政策的破壞力。但在許寶強看來，這種實證研究者普遍認同的邏輯倒是「自相矛盾」，並且是「小孩式的撒賴」。說別人撒賴的是否本身正在撒賴？
許寶強不懂「保護主義遺禍人間」的實證定論，是基於他不明白ceterisparibus的意義，那麼他認同的「歷史論據的嚴格要求」又是什麼？說穿了不值一哂！只要有一個或少數例子，顯示了搞保護主義的國家仍有不錯的經濟增長，便可斷言「遺禍人間」論不能通過「嚴格」的要求。他顯然混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吸煙破壞健康」並不等於「吸煙的人健康必然比不吸煙的人差」。鄧小平是著名的「煙鏟」，但他活到92歲，我們可否便因此懷疑或甚至挑戰醫學界「吸煙破壞健康」的研究成果？真正嚴格的研究者必會對所有有關因素蒐集足夠的數據再進行詳細的定量分析。
不同的方法學是否只是見仁見智？絕非如此！所謂的「歷史論據的嚴格要求」會自動導致荒謬的結論，還把邏輯倒轉過來。任何人，通過及格方法把某個因素的作用孤立出來並得到一個答案，只要這個答案是確切的，便大有可能被視作研究「不是那麼嚴謹」，因為在其他因素有變的情下，找出一些所謂「異例」是容易不過的。反之，沒有能力找出事物間的明確規律，又或樂於用偽異例去挑戰毫不含糊的結論的人，卻易生幻覺，誤以為這才具有批判性。許寶強口中雖說要承認因素的多元性，但在他落實測試時，卻正正跌入了自掘的單一因素的陷阱：在未控制其他因素前只表面觀察到A與B偶然有負面關係便去挑戰或懷疑別人在充分計算了各種因素的影響後得到A與B有正面關係的結論。
許寶強似乎對引用權威人物十分反感，這是常見的另一種思想混亂的表現。與我交往的學術界中人沒有誰會這麼笨，只因某話是權威所言便不經思考地把它等同真理。但不盲從權威這正確做法一過了火便成謬誤。任何一門成熟的科學都是建基於無數前人累積的研究，不充分承認他們的成果，是貪天之功缺乏知識產權觀念的行為。搞得不好，還有可能滋生在國內引起眾怒的學術腐敗。報紙不是第一手介紹自己原創性研究的地方，在報刊寫評論，尤其是在《思潮》版寫的，有責任向讀者介紹最高質最可信的權威意見。我既有能力判斷誰是權威，理所當然地應向讀者推介。
在蒐集證據方面，我曾建議讀者，若沒有時間研讀兩位經濟學界公認的超級大師盧卡斯或巴格瓦蒂(JagdishBhag-wati)網站所列的大量相關文章，便可參考港人在大陸搞外貿所積累的大量詳細經驗或資訊，許寶強竟認為這「明顯缺乏理性求真的嚴謹精神」。這個不知所謂的評語不是否定了社會學或人類學常用的田野考察、市場營銷學的聚焦小組討論，以至新聞報道的價值嗎？在獲取別人資訊時，沒有人要你偏聽或不加分析便全盤接受。我常告誡學生，做研究時不但要熟悉理論、掌握數據及分析方法，並且要盡量爭取真實世界的第一手資訊，否則很快會像書呆子般對現實失去感覺。
我曾說過，我在美國中西部的農產區穿插過不知多少次，見到美國「農田沃野千里，農作物的茂盛是別國無可比擬的」。許卻據此而無中生有地質詢，怎麼這樣就能夠了解農業？到過中西部農產區的，只有瞎子才見不到其沃野千里，但我卻從未據此便自稱是農業專家。不過，我在研究院時念過農業經濟，別人若說我這方面比一般人懂得多，我倘不承認，便是矯扭造作了。
許提到我論及的最低工資時，突然說反對者把最低工資與共產主義扣連，以引起別人恐懼，是民粹主義的路數。我反對最低工資，自然也可能被認為有引起別人的恐懼了。這倒是未經查證的張冠李戴。以我猜測，這應是楊懷康的尖銳言論，我不敢掠美。楊的判斷應是源自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中深刻的論述。海耶克思想與民粹主義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觀點竟被視作民粹，奇哉！
許兩次批評我提出的美國「農民人數在經歷過幾百年符合市場規律的轉型後，早已跌到很低的水平」。並認為最頂尖的學者也難以否認上列陳述的錯誤。這無聊的外行批評哪裏需要什麼頂尖學者去辯護？美國的經濟轉型肯定在1776年以前早已在進行，自然有幾百年的歷史。美國雖有不符自由市場的錯誤農業補貼，但總金額不算高，只是農產品總值的16%(瑞士的補貼是68%！)，從實際效果看，它只能拖慢但卻不能扭轉幾百年以來市場力量的發展。
美國地多，資金及機器也多，但人口少，市場力量推動的結果自然是美國輸出土地密集的農產品，而農業生產的方法當然是利用機器去代替勞動力，農民人數自然下降！這是初級經濟學的道理，學生也懂，要驚動頂級的經濟學家也不能解釋嗎？
雷鼎鳴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BP訪問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