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左翼廢青
前言：雙非孕婦、區選種票疑案、有共黨背景的內地生競選大學學生會、自由行掃貨、大陸資金南下、D&G事件、「蝗蟲」論與「香港人是狗」論……族群矛盾在兩地關係愈來愈近的情況下愈演愈烈。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著實是因中港融合在變化中。但是，一個融合之中也可能有不同性質的過程在背後影響。我們隨便將不同的現象都連繫起來混為一談，未必是分析問題和思考出路的正確方向。而這篇文章的主旨則是在港內地本科生愈來愈的現象。只要細心檢視政策，就知內地生沒有「搶去」本地學生的學位。現時高考生/文憑試生/副學士生面對的困境，根本是來自於逃避承擔教育責任的政府。
因工作關係，筆者近年接觸不少副學士學生。在他們當中，其實不少人都合乎八大院校的最低入學要求。然而眾所週知，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供不應求，故不少學生即使明明有能力讀大學，都要退而求其次就讀自負盈虧的副學位課程。在副學士的生涯中，大部分學生都為大學學位而奮鬥。隨著大學校園內的內地生愈來愈多，一些本地學生開始將搶學位列為所謂「蝗蟲」的罪狀之一。
究竟內地生是否真的有搶去本地生的學位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先了解清楚內地生激增的背景因素和實際情況。
大學國際化和教育產業化
為甚麼大學願意去招收本地生呢？第一個原因是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內地生疑似搶學位的現象，其實還是政府政策使然。用官方的說法，在全球化時代，本地的大學生要在在學時期養成與不同文化溝通的習慣，故引進非本地生理所當然。政府和掌握撥款大權的教資會為了促成這個國際化目標，除了提升八大院校的非本地生人數比例上限（九八年前是2%；曾蔭權上任時是10%，到現在則是20%）外，還推出了國際化撥對撥款，以推動八大院校配合政府的國際化政策。
促進多元文化當然不是搞國際化的唯一原因。在董建華時代，政府已將香港定位為「區域教育樞紐」，到曾蔭權上台搞六大產業後，專上教育的產業化比前做得更赤裸。說得白一點，專上教育成為了賺錢的項目。故曾蔭權將非本地生學位限額再增到百分之二十。即使八大院校已熬過了數年前削撥款的困境，但相信市場機制的教資會亦在分配撥款上引入更多競爭機制，令各院校／學系的資源更不穩定。院校要尋找更多財源確保其規模和生存，就更要靠多籌款了。
多收非本地生有助提高排名
有甚麼辦法可以找多些籌款呢？提升國際排名就是一個好方法。而要提升國際排名就要多收非本地生。以其中兩個較受注目的大學排名─QS與英國泰吾士報的排名為例，兩者都將學生中的國際生（用香港的說法即是非本地生）比例計算在內。非本地生的比例愈多，在排名表的分數愈能愈高。排名愈高、校譽愈濃、籌款更容易、也能進一步吸引優秀學生。故盡量爭取用盡那百分之二十的非本地生限額實在是大勢所趨。而基於文化、地理等因素，香港院校最大的非本地生來源幾乎肯定是內地，因此我們在大學校園自然會見到愈來愈多的內地生。
搶學位指控與事實不乎
在談論所謂內地生搶學位的指控時，我們也要注意推動國際化措施的實踐形式。事實上，近年愈來愈多在本地院校就讀的內地本科生，大部分其實沒有佔據本地生的位置。因為政府雖然將非本地生的限額加到兩成，但精確一點的說法是，他們兩成的基數是核准學額。所謂核准學額即是政府透過教資會予各大院校的資助學額。而這兩成非本地生學額的分佈當中，只得百分之四（也是以核准學額為基數）是在核准學額之內。其餘的非本地生學額則是超收回來的非核准學額。換句話說，假如一所院校獲當局批准其開設一萬個學額，那它最後可以招收二千位非本地生。但這二千位中，只能有四百位是佔用核准學額，其餘的千六位非本地生並不佔用那些核准學額。換句話說，非本地生所排的隊與本地生排的隊基本上是不同的，故根本沒有內地生搶本地生學位這個問題。
非本地生會否帶來利潤？
既然絕大多數內地本科生生不佔用資助學位，他們要付的學費就必然比本地生多。以中大為例，本地本科生的學費依舊維持在一年四萬多元的同時，非本地生的學費在下個學年則是十萬以上。用官方的說法，非本地本科生所付的學費等同他們入讀本地大學帶來的邊際成本。筆者不敢隨便否定這個說法，但認為這個金額是否真的是邊際成本實屬疑問。試想想，多一名非本地生就讀資助課程，有必要多請教職員、多購買器材呢？當大部分自負盈虧（有人更指是金礦）的本科課程的年度學費也大多是六、七萬元時，筆者真的想知道各大院校積極招收非本地生會不會是因為這是能賺取利潤的生意？
右翼政府不負責任
既然所謂內地生搶學位這指控根本就不成立，那麼當下被未能獲八大資助學士課程錄取的學生應該將矛頭指向哪兒呢？我的答案是：特區政府和它所實行的右翼財政政策。
現在香港預科／中學畢業生遇到的升學問題，其根源是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大學資助學額。九四至九五年，香港公帑資助的一年級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已有一萬四千五百個。但到二零一零到二零一一學年，該數字竟只是增至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個。在這十多年期間，不但適齡就讀大學的人口上升，而且政府不停強調我們已身處於知識型經濟社會，極而更多受過高等教育訓練的人才。為了要達成董建華時代所訂下六成中學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標，政府所依賴的是市場力量：即自負盈虧的課程（特別是副學士）和院校。
儘管學界和教育界早已就大學學位不足提出批判，但多年來政府還是盡一切辦法避免增加經常性開支（別忘了梁錦松當年訂下了政府開支不能多於本地生產總值兩成的不成文規定）。因為按政府的右翼思維，不加富商的利得稅比起盡責為香港的年青人提供高等教育機會重要得多。基於這原因，大學學位的增長才這樣的少，令數以千計會考和高考成員已證明其有能力讀學士的學生被拒於大學門外。
別拿內地生作代罪羔羊
無疑，讓本地學生接觸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絕對是好事。但這政策本身根本與提供更多的大學資助學額予本地生根本並不排斥。可悲的是，政府與教資會只顧國際化，對實踐接受專上教育的基本權力卻交予市場，將專上教育商品化，而代價則要由我們的莘莘學子來承受。在中港融合帶來矛盾的今天，內地生更慘成為學位不足的代罪羔羊。
本地生要爭回自己應得的受教育權利，應該搞清楚問題的核心所在：反對教育商品化、反對政府的右翼財政政策，要求政府增加對專上教育的承擔才是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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