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記者阿釘報導）自五十年代起，殖民地政府開始發行小販牌照，當小販是一條可讓老百姓向上爬的梯子。但政府在七十年代起停發小販牌照，到一九九六、九七，當時的市政局通過收回流動小販牌制度，直到現在亦未有改變。廢除的原因究竟是甚麼？當時市政局的討論是什麼？如何導致今天政府處理小販的態度？
香港的區議員一直被指是「芝麻官」，只負責處理芝麻綠豆的地區事務，很少理會較宏觀的政策問題。但凡事總有例外，2004至2007年灣仔區區議會主席黃英琦女士可算是個異數：她在位期間積極爭取保留灣仔市集，有多年在建制內爭取小販權益的經驗。為了解回流動小販牌的原因，這天記者來到兆基創意書院，和黃英琦詳談小販政策。
當年今日：96/97作為小販政策的轉捩點
黃英琦說香港共有兩類小販牌：一類發給所謂「梗檔」或「鐵皮檔」小販，例如旺角女人街、灣仔太原街一類如露天市集般的檔位。政府一直無意回收此類小販牌照，只是當局已不會再發新牌照。
至於近年有關小販政策的事件和討論，如雞蛋仔伯伯、天光墟等，牽涉的則是另一類牌照——流動小販牌。流動小販在殖民地年代一直是草根階層餬口甚至向上流動的出路。記者就聽說過七十年代時的香港「賣橙可養活一家四口」和「灣仔碼頭臧姑娘」等「美麗傳說」。（臧姑娘一個人推著木頭車在灣仔碼頭賣水餃，到被商人收購了品牌，成為現在的「灣仔碼頭水餃」，傳為一時佳話。）
但96-97年間，市政局通過要收回牌照，並展開一連串措施：市政局展開「牌照回購」（據說是三萬元一個牌照），並提供「優先入街市」給不接受回購的小販。同期，小販管理隊亦增加了人手加強巡邏和掃蕩。據黃說，當時在市政局很少議員反對收回牌照，因為當時流動小販阻街的情況十分嚴重。現在全香港只餘下約五百多個持牌流動小販。
到 2000年(當時市政局已被取締)，小販政策本有「翻身」的機會：政府成立了小販上訴委員會打算檢討小販政策（當時黃亦被任命為委員會的成員）。 但很不幸，禽流感和沙士先後爆發，政府一直沒有足夠資源和人手做檢討報告。後來有資源和人手做檢討報告了，報告竟然說「區議員認為『接受現狀』就是最好的選擇。」
背後原因：管理主義與都市潔癖
為何區議員會認為『接受現狀』就是最好的選擇？黃英琦認為，殖民地年代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 令區議員和政府，甚至普遍中產，均認為公共空間理應「甚麼都沒有」(註：指除「路過」外不作其他用途，如行為藝術或其他文藝表演\)。她稱這是一種都市規劃上的「潔癖」。這種「潔癖」令他們根本沒興趣重新討論小販政策。流動小販和「不衛生」、「難以管理」劃上等號，因而應被「清除」。但他們看不見當中的矛盾：例如，區議會會以「不衛生」為由否決戶外熟食小販的相關政府，但他們不會覺得餐廳擺露天茶座有問題。
黃英琦認為要爭取小販區合法化，不能「硬碰硬」，要理解「對家」的思維模式，因勢利導。她說爭取重新發出流動小販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另外基於區議會的潔癖太強，戶外不能有熟食亦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天條」。
至於如何因勢利導呢？黃說，先以一兩個現成的成功例子（例如近年廣受傳媒報導的天水圍天光墟）作試點，讓一些Creditable的 NGO管，甚至以社會企業的模式去做，反而可能成功。「共治」形式的小販區應較難為「怕亂怕躁音」的區議會和中產接受。
重新思考公共空間的使用方式
管理主義與都市潔癖，背後其實又是一個老調牙的問題：應用怎樣的心態去看待和使用我們的公共空間。港人習慣了「家長式」政府的管治，對公共空間的使用亦難免較循規蹈矩。黃舉了一例：04年書展時她曾和一些藝術家合作以「閱讀」為主題設計了幾張的椅櫈，放置在柯布連道行人天橋至會展中心一帶。但據她觀察，很少市民會去使用這些椅櫈。這說明了市民普遍認為公共空間除了用來「路過」外並不應有其他用途。但正如黃在她的新書《改革戰記》裡寫道，應「把街道和公共空間鬆綁」，發掘更多使用公共空間的可能性。
採訪後記：執筆前記者讀罷《改革戰記》，知道黃英琦在灣仔區議會期間做過不少嘗試，想打破區議員只能把眼光放在芝麻綠豆的地區事務上的困局。例如書如寫道04年黃就嘗試和一些外國設計師合作，大膽地嘗試以「公眾參與設計」的方法去設計修頓球場的改造計劃；其他又例如喜帖街、太原街市集、藍屋等的保育等。她亦加入了灣仔區議會內加入和發起一些文化小組, 亦拍板出了不少區內刊發的書刊, 如故園故事，等等，身體力行地打破區議員只能做「蛇齋餅粽」——「蛇宴、齋宴、派月餅、派粽」的迷思。
編輯：林藹雲、謝曉陽
採訪：葉寶琳、阿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