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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解釋例外狀態：
有一個exception需要處理in the first place，因為“danger the existence of state” (p.6, line 23)。所以既看到exception沒有在存在的法律秩序列名，但又千方百計要將之納入(inscribe into)法律裡面去討論，好矛盾。
阿岡本(Agamben)於《例外狀態》第一章講述十八世紀歐美有很多情況行駛類似的權力，例如：林肯發動戰爭、911等，但是否under norm/law？都是爭議性的(Highly arguable)。而例外狀態過後以法律作出解釋──合乎憲法(all within law)，將例外狀態(Borderline case)置於司法(jurisdiction)裡面運作，將超越(unconstitutional)的行為合法化(rationalize)。例如：美國在電視解說反恐戰爭，令平民百姓相信這些行為符合憲法(constitutional practice/within law)及理所當然。
Carl Schmitt帶領我們思考法律的界線，有exceptional case如何處理，如憲法有指示，就在憲法之內；而法律觀點不存在exception，Carl Schmitt則認為這正正是exception（以法律解釋exception）。
翻譯含糊：“he who decide what the exception case is”, “he who decide what to do about the exception case”(Carl Schmitt, Forward)。憲法列明誰去決定例外狀態，但實際如何處理例外狀態並沒說明。法律並不可能假設或預測所有環境情況。因此，宗座權是處理例外狀態的sovereign，但如何處理則由教宗決定。
例外狀態與憲法衝突：
如果無證據不可扣留疑犯超過24小時。現在911發生了，這是例外狀態，可在未有證據的情況下拘捕嫌疑犯並可扣留超過24小時，例外狀態宣佈「合乎憲法」，卻違反憲法內的人權條例。這是因例外狀態出現而產生的憲法衝突。
即使並未反對決斷行動(exception)不合憲，但並不代表不是在做一些超越常理(abnormal)的事情。憲法不會說明兩條條款衝突時應用如何決斷，因而由主權(sovereign)裁決將變成法外裁決(out of law/norm)。
一個賦爭議性的主權決斷例子是1999年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釋法，這是emergency case，但究竟這是人大的(sovereignty)？董建華決定提請人大釋法(make decision on the exception)的(sovereignty)？這是合乎憲法（基本法）(within law)，還是香港人將憲法權力拱手讓給中共？而香港在這次事件上更rely on situational。
1:20:00 – 1:26:30 Reading Time
Speech – Ian Pang:
16世紀法國政治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 1529 – 1596)於《共和國六書》提出主權問題。當時法國正處於政教衝突時期，當時歐洲的王權衝突一方面最高權力來自上帝和地上的代言人，而羅馬天主教在地上保衛教會的權力是教權與王權；同時世俗國家權力崛起。在聖巴托羅繆之夜(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Aug 24, 1572)[1]，王室與天主教一致迫害新興出現的新教徒。布丹以中世紀歷史背景和神學為立足點，討論中世紀的王權問題“to what extent is sovereign bound to laws” (p.8, line 10)，布丹認為主權超越國家一般法律，但亦要將主權納入法律討論。
Either/or Relationship:
而Carl Schmitt提到另一個更關鍵的問題：“Bodin asked if the commitments of the prince to the estates or the people dissolve his sovereignty.” (p.8, last line)，布丹認為：“to the case in which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violate such commitments, to change laws or to suspend them entirely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 situation, a time, and a people.” (p.9, line 1-4)。因此，在emergency case宣佈戰爭、締造和平；任免幕僚官員、終審案件等，都在軍權神授時代的主權所做的。
而Either/or牽涉在一個situational decision moment中，prince and estate 的關係。即統治者與國家臣民與一切財產有一“decision approach”之關係。
在emergency case，王子不可詢問(consult)元老院和子民，否則即王子自動放棄主權，或被臣民(estate)滅視與拋棄──estate成為主權(sovereignty)。在emergency case，Either/or代表王子與臣民的主權不能同時發生，即在emergency case某一方的主權會突然無限放大。
布丹的主權理論大大影響後繼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 – 1651)。Carl Schmitt就是參考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法(natural law)傳統討論主權問題。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 – 1778)的自由主義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正正是以上三人和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 – 1984)等人的嚴厲批評的對象。
1:42:00 – 1:47:30 Reading Time
Speech – Ian Pang:
德國從前有好多諸侯國，普魯士在鐵向宰相俾斯麥(Otto Bismarck, 1815 – 1898)的領導下[2]，通過戰爭與外交手段統一德國，將奧地利驅逐(expel)於德意志聯邦以外，將聯邦內所有諸侯國統一成德意志第二帝國(2nd German Reich)。Carl Schmitt討論在1871憲法(constitution of 1871)之下，聯邦內各諸侯國，諸如巴伐利亞王國、羅騰堡(Rothenburg)等，是否擁有主權sovereign (p.11, line 3-6) 。
在霍布斯看來，自然法(Natural law)代表理性人趨利避害的表現。在自然狀態下的自然人因互相潛在敵意而處於戰爭狀態；當每個自然人都將主權surrender在一個霍布斯著作《利維坦》Leviathan內的教會、市民國家的實質、形式和權力低下，所有的自然人(individual)便不再自相殘殺。這意味著在《利維坦》Leviathan式的主權國家內，君主命令具有最終法律效力。
這理論跟19世紀德意志帝國相似，所有諸侯國(individual state)surrender 給德意志聯邦為最高主權。1989再度統一的德國，州份均有立法權力，而戰爭和平等外交問題exception/borderline case，主權則在國家。
規範與決斷：
“Like every other order, the legal order rests on a decision and not on a norm.” (p.10, line 8)。Carl Schmitt是決斷論者(decisionlist)，更斷言在法律秩序中只有決斷才是真正有效的元素。有趣的地方並不是「是否following norm/legal order」，而是decision on not conforming to law。decision on exception啟動，而不是existing law去啟動能處理與否的事情(exception/unlawful)，因此，不是exception是否within norm的問題。而是“To possess those powers (decisive features of sovereignty) meant to be sovereign” (p.10, line 16-18)
政治性問題從來不是法律上的問題，而是situational的主權(sovereignty)問題，阿岡本《例外狀態》亦說主權與法律規範本身並無關係，因此“the question is always aim 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to a concrete situation.” (p.10, line 13)
Carl Schmitt challenge我們對於norm/law/constitutional等概念性事物的迷思而是赤裸裸的實際歷史場境，像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 – 1976)與齊克果(Sren Kierkegaard, 1813 – 1855)的存在主義一樣。
目的論VS信心跳躍：
更正教神學家齊克果(Sren Kierkegaard, 1813 – 1855)以存在主義神學，認為當面臨either/or的倫理道德決擇時，應該將一切常識、規範與倫理完全懸置，而相信主宰，以信心跳過懸崖，最終所遭遇的不是跳下懸崖，而是遇見上帝。跟不會冒險的現代人不同；而意味著要將現代政治神學與法律憲政內推理與邏輯的目的論懸置。
總結：
後現代社會是非政治化與中立化的社會，而沒有either/or的政治性決擇，因為這種觀點被視為納粹。法律與規範帶我們脫離政治（相反因政治被掩蓋而帶來政治），而Carl Schmitt認為政治性問題是decision的問題，而不是法律與規範的問題。
Carl Schmitt與阿岡本之間的辯論都反映法律規範與政治性(political)之關係密不可分，Carl Schmitt不放棄法律傳統，而將政治性納入法律討論，重新介定問題。
[1] 聖巴托羅繆之夜(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Aug 24, 1572)：
http://mil.news.sina.com.cn/2004-11-08/1531241237.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96475.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B7%B4%E6%B3%B0%E5%8B%92%E7%B1%...
[2] 普魯士與俾斯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9%AD%AF%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6%89%98%C2%B7%E5%86%AF%C2%B7%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