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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的人:六四,夢,沒有邊境

1. 六四後一週
那夜的燭光仍不時閃爍著。香港的八十後年輕朋友問為什麼台灣人都不關心六四,其實我沒法以任何清晰有說服力的方式來分析。六四發生時,我印象很深,我記得炎熱午後,小學課堂中止,聽見學校對全校廣播,讓我們在教室中默哀,記得拿到了有著歌詞的單張,我們懵懵懂懂地跟唱著「歷史的傷口」。

音樂的感染力很驚人。「蒙上眼睛,就以為聽不見...」直到今天,幾乎想到六四,腦中就自動響起這旋律。於是那天在維園,我竟以為自己毫無疑問會聽見這首歌,失望了,也對自己的失望覺得可笑。由這個小細節,我才真正感受到,香港和台灣真真是以完全不同的時空位置來看待六四,並且一路轉變,隨著兩地的政治社會變動而有了更加不同的觀點和距離。

像是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文中所說,如今的台灣,沒有多少人在意六四,島上人們在意經濟關係,親身經歷大城小鄉中擦身而過的「陸客」越來越多,不管有無意識,但是那道歷史的傷口已經淡出台灣的政治地景。即使在意,不論政治立場,似乎都難協商出一個恰當的位置,以「我群」的集體姿態來看六四。

這淡出是一件需要哀傷的事嗎?我不確定。六四沒有被忘記,只是島上幾百年來更多還沒有解決的歷史不正義、土地不正義,多次殖民留下了好多歷史日期,1989年,似乎就不一定是最痛的一年,端視你是誰,你以為你是誰,你掛念著誰,在哪裡。

2. 從1986的深圳流離至2006的灣仔

且把場景拉回香港。五月時,為了都市重建有關議題訪談一位灣仔街坊。我真真沒想到那一晚,我請L先生回顧自己來港經驗,回首來時路,他竟然主動談起六四。

L差不多五十歲,來自廣東江門,他最年輕力壯的歲月是在深圳度過的。適逢八零年代深圳經濟特區計畫啟動,他躍躍欲試地去一探究竟。他回想:「那時是想去看看環境如何.....以前不是那麼自由的,以前中國不是你要去哪就可去哪,我印象中,我讀書時候,如果農村或去其他城市...好像我從家鄉去廣州,交通也不方便,要去呢還要憑證明,鄉政府或是...要有個理由,例如探親或做事,拿到證件才可以走....」

第一次到深圳,他唯一感覺就是「荒涼」。「......可能八六年吧...那時去深圳搭車要好久,路不好,車也不是很好,以前分關外關內都有警察站...而以前那些警察站都是鐵皮構造的,一路來到,好荒涼的地方!」

「現在的『世界之窗』那一帶,以前都是黃土地,茅草遍佈,好荒涼的地方...甚至到深圳火車站時,汽車總站呢,都是以鐵皮建造的,像羅湖那邊都是...過了幾年後,到了上海賓館,在興南路的中間位置,以前是好遠好遠地就可以望到,現在變成細路仔啦....那個什麼大樓...鄧小平南巡去過的那個旋轉餐廳,那時香港還沒回歸,我想他那時候可以在那邊眺望香港...」我不知道鄧小平究竟有沒有在那時刻清晰地望見香港,然而,跨境政經關係的變動軌跡,一一反應在L對於深圳城市地景的描述,實在生動。

曾經那般荒涼,對照今日深圳再次面對轉型掙扎,L感嘆,「深圳對我來說,懷想這二三十年前,好像發了一個夢,好像發夢,真得好像做夢一樣。」

像是一場夢。L細數:「真正搬到深圳市九二年以後,住在寶安區,是以前一間香港公司返大陸開廠,那時有宿舍,不需交租...」他替公司開車,而那個年代,開車是一份很好的職業,可被視為職員。「和現在不同,那時候的福利待遇都很好,包住包食,假如兩夫妻結婚了,是職員而不是工人,可以自己有個單位...」

到深圳之前,他在家鄉做生意,也一路注意觀察深圳的變化。他沒多說那是什麼樣的生意
為何失敗,卻開始談六四...「在家鄉那邊...妳有沒有聽說過八九學運?」我點點頭,不確定他想說什麼,L:「學運那時候,深圳真得好像一個死城。初初,那時學運發生,那開放才起步,各方面的建設、外資等等剛剛進來,開工廠等等,國家也很多投資,很活潑.....我自己搞運輸,珠江三角洲一帶哪兒都去的...」

「而八九學運時,差不多特別像是廣州,珠江三角洲這邊,外資企業這些,好明顯,好多好多外國人或是香港上去的,都驚了,怕了共產黨,畢竟以前共產黨不是那麼開放....一怕了,有些人就馬上停下來,那時候,很多搞廠房的,或者是建築大廈的,很多都停下來,停了有好一段時間,等平靜下來,才慢慢恢復。」原來,他經歷的是這些,具體實在的空間建設停擺,產業界內流傳的恐懼和憂心。

L繼續說:「我自己也都很關心社會新聞...那時候搞運輸,和社會各方面是有很大關係的,特別是建築行業,對整個社會,好像是鏈條,好多環節,如果建築行業興旺可以帶動很多產業.....當時(學運時),相對來說,真是...整個珠江三角洲都靜止了,不知道人們在怕什麼...其實當時很多平民百姓都不知道北京發生什麼事,新聞也沒有報導。」

身為一個司機在三角中開車往返,又如何知道呢?「我們那時是,通訊各方面都不方便,不像現在有網路,以前連香港新聞,在大陸那邊,幾乎都是封閉的,除非像我們在鄉下,有些人自己搞天線,才能收到香港的新聞。」聽著聽著,我腦中已出現了一個架設天線的情境...

L又道:「我們那時候看到,學運時香港在籌款,不知道在哪個公眾地方,好像是電台舉辦,連續十二個小時籌款,當時我們也沒什麼事做,就是一路跟著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肥肥,她抱著她的小孩,好小,剛出生,我最記得就是那一刻她把她的小孩塞進那個籌款箱....不停地報導,說現在籌了多少錢,打破五千萬了......」
(註:L說的就是[民主歌聲獻中華],於1989年5月27日在香港跑馬地馬場舉行,該次活動持續12小時,共籌得1300萬港幣,當時《成報》報導入場觀眾人數近百萬。)

這籌款事情從不曾在我的記憶中,卻是L的記憶書籤。他又說:「當時看呢,看這些鏡頭,真是,真是,戒嚴當時你知道...大陸新聞很封閉....有些限制,當時,當時所知,很多學校,高中或者大學,都有些青年搞活動,真得,該怎麼說,有些學運,我自己看新聞那些實際鏡頭,什麼北京飯店等等....(有點欲言又止...)真得聽到槍聲了,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那時候,我剛開始看新聞,共產黨國內這些報導,似乎是一開始也不是要對學生怎麼樣,是因為學生真得勸不廳,有些學生,或者其他人,有些暴力行為,燒火等等,軍方看不採取強硬措施不行,才開始...以前是軍令如山,如果沒有命令,很嚴厲,絕對不可以動人民...現在是不同了。」

雖然曾經那樣凝視香港那熱烈的一切,他卻沒有想過要來香港。L有親人在香港,有些表哥、舅父等,八零年代以前偷渡過來的。L印象中的香港,「怎麼說,社會制度各方面,人和人之間,法治這些是比較好的,公共場所,公共衛生等等是好的,這種感覺始終如一的。」這些也沒有讓他起心動念來香港。他和太太在深圳相戀、成婚,有了兩個孩子,有車、有住房的兩個職員, 假日有閒帶兩個孩子去公園玩耍。

安穩生活改變的開始,千絲萬旅可追至上一代的流動軌跡。原來,他的太太當年被爸爸媽媽留在內地鶴山,直到了兩千年,太太起心動念,想要來港和父母團聚。L考慮再三也看不清未來,秉著一點想像和期待,印象中那樣的文明熱烈香港,晚了太太六年,他畢竟是來了,那年是二零零六年,距離他上一回勇敢地踏入深圳,一眨眼已三十年。

行前左思右想,他始終沒能想清楚地,是基層在香港的生活,一點不亮麗。他苦笑說:「社會好多消費太高了,生活消費太高,普通階層,沒有專業知識,也沒有本錢,在我心目中,香港正所謂,金融國際中心,唉...怎麼來到香港...想到....金融市場這些活動蓬勃,普通階層生活卻是很辛苦。」

年輕的L在珠江三角洲開著車四處去,隨著區域的發展,個人視野和地理世界的擴張似乎都沒有界線。來到香港,他失去了信心所繫的的交通工具,成了一個散工,日日擔心加租,他更直言心煩孩子們長大後已不再依賴他,可眼底眉角似乎有份對於父親無能的失望。

現在又如何?「這個世界呢,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該怎麼說,貧窮的人真是越來越貧窮...」L他們夫妻倆人都沒能把自己原有的社會資本或能力帶過境,一個嘗試著收集二手電腦學著人拿到舊區兜售,另一個也掙扎,選走典型的基層女性就業路線,當酒樓侍應,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實在太累了,於是轉作中環華廈的保安,竟然還是每日十二個小時! 兩份工資,他們勉強可在灣仔藍屋附近租屋,盡力維持平穩生活好讓孩子們放心上學。慶雲街,月租四千伍佰,不到三百呎的面積,離小孩學校近,也離他妻子父母住處近。

怎知道還有更多這一家沒能想到的。沒能想到如果妄想落腳在坊間戲稱已然「變天」的灣仔,無可避免地,要面對一再而再的加租或迫遷。收樓、住宅改酒店社區高級化、文化劇本中包裹著都市再發展,這些空間變化趨勢都沒有在L的認知中,他只是收到租約期滿通知要離開,只知道需另外找房子,只知道需要把房租預算往上提個好幾千,好不容易才能在大王東街找到一個比從前住處更小的地方,如今竟是每月七千五百元!這價格較人覺得難以承受,另一廂L又說起了電腦產品越來越難收,毛利越來越少.....「如果不是因為兩個孩子,我很想回去。」

只是,回去哪裡?哪一年?他沒說,我一時百感交集,也不敢追問。

3. 2011......人在夢中走
那夜離開維園後,L的話語,隨著燭光在腦中閃爍。我突然好奇,他那天在不在那場地?這幾年終於來到香港,他不需要再透過天線來窺視一個想像中的大城市,他還怎麼看待這一天?他還有沒有興致或心思去關注?對於L來說,深圳那夢境真得結束了嗎?香港是不是一個新的夢想?所謂「深港融合」又如何?連居住都無法獲得保障的基層如L,似乎,區域融合或者也是過往夢境和當前惡夢的延伸交疊,人在夢中喘著走,難能安息。

後記:昨晚到黑盒劇場聽雄仔叔叔說故事,見他魔法師般地把那麼多時空搓揉成口袋裡的一把小口琴,以昨日詰問明天,覺得好迷人,好有力量。於是想起這位先生的故事,感嘆他泰半沒有機會也沒有氣力得到一個美麗的晚上,說成故事。心頭一念,就寫出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