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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看不見」的問題

進入「看不見」的問題

作者:陳錦輝@思想行動中心

People think. – Sylvain Lazarus

「行動以外,沒有進入問題」乃呂大樂就群眾行動的批評,但他並無檢視自己作為評論者及其話語之間的關係,彷彿評論者只描述實況,指出問題癥結,不受自身的論述位置影響。如周思中所指,「沒有進入問題」此指控本身,同時可以是論者對已有問題的視而不見,藉客觀分析的外貌,全盤否認他人「進入問題」的事實(幾年來社會運動如何重設本土政治社會議題)。換言之,呂大樂的批評同樣可能是空擺姿勢,當作完成任務。

至於呂大樂本人有否進入問題,何謂「進入」問題,如何找出真實的「問題」,呂氏並無深究。呂大樂兩篇評論,本意或許只在回應某特定社會事件(李克強訪港而引發的警權爭議);但習慣寫文不起標題的呂大樂,文章標題中的兩個關鍵詞「行動」與「進入問題」,以及兩者之間懸而未決的關係,卻是此處思考的鑰匙——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秘密總是藏身明目張膽之處。

呂大樂以有識之士的口脗,指控不問究竟、愚昧行動的“true believers”:「似乎沒有人有興趣了解究竟行動的背後是些甚麼?……現在,我們不是沒有討論行動,反而是沒有討論行動以外的事情。簡而言之,是沒有進入問題。」(〈行動以外,沒有進入問題〉,《明報》,9月19日)此處的「進入問題」,大意係行動者不應滿足於表面行動和叫囂,要正視行動「背後」或「以外」的問題;換言之,行動前應先思考問題性質和行動目的。弔詭處在於,這正是最經不起真正思考的說法:論者假定了作為思考對象(object)的問題早已客觀(objectively)存在,我們只需「進入」問題即可。先進入問題後擬定解決方法,豈不理所當然?

然而,理順問題再作相應行動諸類說法,是否過於容易、便利,猶如中小學老師教授獨立思考ABC?果真如此便利,為甚麼從經驗看來,要改變社會關係如此困難(是故有意識型態批判和其它理論性思考)?為甚麼呂氏認為這是「捨易取難」之道,難在何處?更甚者,我們能否將這「進入問題」後所得之解決方法,視為真正的行動?這「行動」又會否太過安全、舒適?這種目的一目了然的「行動」,難道不是純粹「客觀」計算後的結論,用來消解當前社會矛盾和不安,令一切回復穩定狀態?且極其量只是有待執行的計劃(program),脫離後者則無法生產更多意義(如呂氏所言,行動只是手段)?

「問題」是否本來就客觀存在,只待有識之士指出?只要細心思考,莫捨難取易,我們應知答案為否定。為方便重新討論,容我們從稍嫌理論化的前設開始:「問題」並不是客觀的思考對象,處於思考外部;「問題」乃思想的內部關係。或曰,「進入問題」一語,不該簡化為「進入行動以外/背後的問題」;反之,是「進入」這動詞和隱喻所指向的實作和行動,令問題實體化,容我們洞察和捕捉到「問題」真實所在(the place of the Real)。「問題」在思想過程中是匿名、難以名狀的,它跟表面穩定的現狀重疊又隱身其中,且只在其終結時才可倒過來(retroactively)確認。問題的確是「看不見」的——問題不在目前事態如何,而在於有甚麼可以發生(what can take place)。問題的本質在於思想的可能性,在於已知者與未知者的關係:如何脫離已知,進入未知。

欲進入「看不見」的問題,便要從迥然不同的處境中思考各種可能性。我們不只著眼於某單一行動的結果(consequence),例如世界會否因曾偉雄下台而改變;也要思考行動與行動之間的共同連繫(sequence),以至各行動如何展現共同的政治主體性。「進入問題」的過程既非純粹偶然,亦非歷史之必然。周思中已指出,雖然過去幾年間的社會運動(反廿三條、利東街、保衛碼頭、保菜園、反高鐵、政制民主運動等)場景迥異,仍可就社群和政治主體的課題,勾勒出一幅不完整但接續不斷的強力想像。社運和抗爭不獨行動一面,更非所有行動之總和,而是有待連線、驗證、延展和再創造的單一故事,而這正正展示了民眾思想的內部關係:如何一再從眾多偶然的處境裡作真實之思考,思考尚未一目了然之真實。故此,真實的思考並不在行動以外,行動以外只有狀作客觀、處於真空的偽思考(或更準確的說法:non-thinking),並不生出具意義的政治主體,更遑論生出社會關係得以轉化的可能性。思考之真實即真實之行動,兩者無法分離,更無法單純地以時序上的先後關係,或邏輯上不成熟的辯證關係統攝之。

「對於社會上所爆發的矛盾、爭議,我們始終應該從制度入手,以規範為手段,進行改良,逐步改善之餘,更要為繼續向前走而做好準備。」(〈警隊濫權?先搞清問題性質〉,《經濟日報》,9月1日)呂大樂如此勸籲。不過我們需知,從已知走向未知,並非循序漸進,逐步改良。這並不是說制度、程序與管治的改良毫無意義。改良過的制度可能比未改良有效,但制度改良再多,亦不曾閃現過真實的可能性——可能性強調已知者與未知者之間的斷裂,而改良制度的結果,只可能係複製舊有已知者。制度改良的首要目的,難道不是令已有的管治得以延續?制度改良的首要果效,難道不是取消當前「發生」的一切,終止當前「發生」的思考——即對當前一切的否認?我們斷不可將此等同真實的思考。呂大樂以民眾「沒有進入問題」來否定其行動;但「沒有進入問題」者,豈非呂氏本人?

行動的民眾雖非人人均有識之士,學者亦不必硬要為他們貼上「類社會學」的標籤,如“true believers”之類。這種不必要的命名只反照出學者的自滿和懶惰。任何真誠相信世界可被改變的人,理應同時忠誠相信,行動的民眾都曾經面對過抉擇的關口,甚至一再抉擇,擇善固執,一以貫之,都在思考。People think。思考的人總是實作,總是行動。法國哲學家巴廸歐這樣說:It is...the non-thinking of the situation that prevents the risk, or the examination of possibles. Not to resist is not to think. Not to think is not to risk risking.

參考文章:
周思中:<「看不見」的問題,或,答案你早已知道>。2011年10月10日。
呂大樂:<行動以外,沒有進入問題>。2011年09月19日。
呂大樂:<警隊濫權?先搞清問題性質>。2011年09月01日。

下期文章預告:<誰的問題?怎樣「進入」?──港式學術的修辭策略分析>(作者:吳國偉@思想行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