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嶽
2012 年，中大回到四年制。
在九十年代前，四年制是中大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部份。香港有大約四份一世紀時間，是只有兩所大學的。中文大學之有別於港大，一大部份和它的創校理想有關：包括中大是中國人的大學、可用中文教學的大學、給予華人子弟接受大學教育機會的大學、以至中大推行通識教育等。這些自行選取的特色和身份認同，很多體現在學制上，和四年制密不可分。
中文教學的門徑
在未有聯招制度之前，中文大學是有自己的考試取錄學生的，即為高等程度會考(Higher Level Examination)，難度一般介乎中學會考與高級程度會考(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之間，而一般中文中學都採六年制，即五年會考後加一年預科，唸的是準備高等程度會考的課程（而這些學生完全不會考慮報考高級程度會考），入中大變成本地中中學生唯一升讀大學的機會。
當年中文中學最頂尖的有金文泰和培正，八十年代時一年總有七、八十人進中大（當年中大每年只取錄千多人 ），校園內最大的會社包括培正同學會和金文泰同學會，會員人數可達三百之譜。那些年我們總說不能在校巴上說這兩間學校的壞話，因為前後左右總有一兩個舊生在左近。此外當然還有一眾愛國學校的精英。這些學校的特點，是學校基於辦學理想或民族立場選擇用中文教學、大多家長基於理念或民族感情才選擇中中，不像今天的「無可奈何」下被貶為二等中學。而我們都知道這些中中畢業生，除了英文水平可能平均稍遜外，一般學術能力絕不吃虧，國學基礎通常優勝。中文大學提供的這個「六年中學、四年大學」的學制通道，遂成保存華文教育這點血脈的特有安排，是體現「中國人大學」和「中文教學」這些創校理想的重要門徑。
中大理想之體現
中文大學有很多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傳統，而很多這些傳統，都和四年制有關。我1983年進中大，醫學院事件仍在很多師兄師姐的記憶中。醫學院事件的重要爭論點之一為「中七不等於大一」，不少反對校方政策的學生覺得校方為了爭學生和提升學校地位，而讓高級程度會考進醫學院的學生可以少唸一年大學，是違背中大理想的，因為中七那年的預科教育，沒有可能取代大學一年的通識教育或各層面的人格培養。從今天的人看來，這種想法當然是理想主義得不可救藥。
四年制和通識教育相輔相成，某程度上是因為當年中大人總會把港大的三年制看成是英式制度，重點是專業科系的訓練，有著殖民地色彩，但中大的學分制（當年港大不用學分制）下容許學生彈性選修，四年制既是世界大學制度的主流，亦容許更多選修的空間，加上中大特有提供的通識課程，於是四年制和通識教育理想一體兩面，是中大學制的必然成份。
筆者成長於八十年代，當年中大學生組織競選政綱，差不多指定的政綱架構是「校園」、「香港」、「中國」三部份，而校園部份免不了討論大學學制，而堅守四年制和通識教育，以及「四不改三」、「五必改六」，變成了不加思索的指定動作，總覺得大學四年制才是「王道」，要談香港社會的教育改革就應該把整個香港改成六年中學、四年大學的學制，雖然我記憶中似乎當年沒有那個學生組織真的為此做過甚麼行動。
學術自主之標誌
當年中大既然可以有自己的學制、自己的考試、自行決定收生，中大維持四年制便成為大學的學術自主與收生自主的象徵。1977-78年和1988年兩次抗拒政府要求中大改為三年制的運動，標誌了反抗殖民地政治暴力、捍衛學術自主和大學自主的歷史。當年的中大人總覺得港英政府覺得港大才是「嫡系」，英式制度才是正宗，於是希望把學制統一為「五二三」學制，但這必然與中大的重要身份衝突。中大的保衛四年制，因而一定是帶著反殖的色彩的。
1988 年教統會三號報告書提出統一學制為五二三學制。當年的反對運動其實應該比十年前的更龐大，並且團結了大專學界（因為本來當年港大正在提出考慮改為四年制），曾有數千人遊行上政府總部，而在輿論上差不多完全擊倒了政府提出的各項論據，但偏偏功敗垂成。政府執意要統一中學七年大學三年的制度，中大不敵財政壓力，最後自行將畢業學分要求降低，令學生可以在三年內畢業。後來有江湖傳聞說中大屈服，以換取政府支持撥款開設工學院。是真是假，無從稽考。
「二奶大學」的魔咒
多年來中大一直在「發展」的需要和維持創校理想之間掙扎，而歷來在重大事件上，通常堅持創校理想的是師生校友，看重發展的是校方。中大多年來一個重要的情意結是「相對於港大，中大是否次一等的大學」? 八十年代中大學生報曾經做過專題「中大是『二奶大學』嗎?」當年名校生考得中大入學資格而過門不入，誓死要入港大者不在少數。從校方的角度看，一些專業科系如醫學院和工學院，是本校畢業生晉身專業階層的保証，是吸引成績好的學生入中大的重要鑰匙，當然也是提升中大地位和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於是中大三十多年來的發展方略，便包括要在這些專業科系上逐一向港大看齊：醫學院、工學院、法律學院陸續成立，目的不離要「超越」港大。到了今天，競爭是主旋律，通識教育、中文教學、中國人的大學等創校理想，逐漸靠邊站。
三十年來的滄海桑田
到了今天中大回復四年制，物換星移滄海桑田，四年制對中大的意義已大不相同。三十年前，大學市場化還未真正開始，於是校內的學制和課程設計都可能比較單純的出於學術和教學的考量。三十年後，「錢跟學生走」是大學撥款的主導方程式，「三改四」下新增學分如何分配，便變成大規模的資源分配遊戲了。以前中大真的比較獨立自主，但今天教資會操控各大學遊戲規制和資源調配，結果是資源考慮和教資會的框架主導了很多課程設計和學制安排，效果和以前的四年制大異其趣。
中大四改三時，各主修學科為了確保主修質素，將主修的要求濃縮至三年讀完，沒有按比例的減少學分要求。三改四後，資源遊戲的邏輯令主修要求減少不多，但新加了各類指定的通識、語文、指定選修課程，學生選修的空間比前少了。舊四年制下，學生是比現在空閒很多的，因為每個學科的考核比較少，今天在評估主導的文化下，每個課程的功課都會比以前多了不少。選修空間多，課程比較悠閒，我覺得其實是當年落實通識教育的重點之一，因為同學有比較多的空間去選修「唔關事」的科目、投身課外活動以及胡思亂想。以前總有人到了四年級有學分剩時，去拿一兩分藝術系的素描或者書法、或者體育系的兩學分足球或網球，今天的文化下，相信不復如此閒情了。
逝去的理想和身份
政府將全港學制改革為「六四」，而且在中學階段引入「通識教育」課程，似乎是中大多年堅持的理想取得了上風，但卻沒有人覺得這是中大的勝利，也沒有人再把四年制連結到中大理想、通識教育和中大身份。這本來難怪：全香港的大學都是四年制，四年制再不是中大身份的象徵。通識教育變了潮語和商機，也不是中大獨家宣揚。中文中學在九十年代學制統一後，影響力和吸引力已經快速下降，並且吊詭的在回歸後因政府推行「母語教學」而被標籤為二等學校。中大四年制和中文教學不再有任何關係。更重要的是：在種種回歸四年制的討論、籌備和相應改動中，中大的理想和身份，似乎沒有任何重要的角色。
就以所謂較高資格(Advanced standing) 的學分減免來說吧。在四年制下，所有拿著高於中學文憑試資格入讀中大者(包括各種AL 資格、擁有副學士者、或其他七年中學的資格如IB 等)，一律被視為較高資格(Advanced standing)，可獲學分減免而不用修123學分才畢業（通常是99分）。這以今天的標準（即不是醫學院事件時的中大學生的標準），也可算是合理罷。但這還不夠，大學有下達文件說由於某大學（有接觸校方文件的經驗的人都知道，中大校方心目中從來只得一所「其他大學」）給予更多的學分減免，於是鼓勵各學系減免更多學分，以資競爭。例如如果某同學中學念過某學科，可以考慮豁免某些主修的學科。這真的是「中七等於大一」的超級加強版，當年醫學院事件的前輩知道這事，不知會作何感想。從個人感受層面，為搶學生而置學術水平於不顧，令人扼腕；而如果說中學讀過某科GPA 便可以免掉我的「政治學初基」，則已是對我個人學術水平的侮辱了。
三十年河東河西，四改三後三改四，彷彿一場春夢。香港教育、大學教育、中文大學經歷多少變化，四年制被還原為一個年期。中大理想的消亡，有多少是全球大趨勢使然、有多少是香港教育發展之惡果、有多少是校方的責任、有多少是我們堅持不夠，筆者也訥訥說不上來，大概值得五十年來各世代關注中大發展的仝人共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