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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陳育強:高地價政策與香港藝事

原文載於《伙炭工作室開放計劃2012》

在香港,從事藝術工作的市民可能是社會主流價值下的異端,然而這類人的存在卻又不斷彰顯著社會的病,他們其實是問題的顯影劑,更可能是問題的答案。

香港的病,在於她價值取向的單一性,缺乏彈性的結果是使社會絕大部份的人成為失敗者,因為用以衡量成功與否的量度方式只有一種,就是獲取物質生活於能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其無目的的不斷競爭、掠奪和累積的習慣已根植於大部份香港人的價值觀中,不論貧富,大家都在爭奪著自己不必要的資源。

香港的教育尤其是重災區。為了擠身與最具競爭力的城市行列,我們可以亳不思索地讓市場及商業思維獨大,犧牲了人的需要的多樣性,漠視了真正的社會實力其實是來自各種知識、能力整合的事實。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潛台詞,已經淪為只有從事金融或相關的行業才能在社會成功。實際上,股票、地產已經成為稍有積蓄人仕在高通漲下的保獲網,在某種意義上,大都份市民都被引導成為業餘賭徒。香港人的浮躁短視,很可能源於不能專心用一生的時間做好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件事。

社會上單一價值的獨裁,直接壓抑了其他價值觀的生存與發展。最現成的例子莫過於考試制度和高地價政策:考試的形式決定了授課的形式與內容,因為授課的成功與否決定於學生的考試表現;科目的選擇又取決於社會的價值觀,否則會影響學生的社會晉昇機會,如果學生的學習取決於社會機會而非個人興趣和才能,這已是一種巨大的資源錯配與浪費。

強調背誦記憶的,崇尚實用性的取向一方面排拒了某種性格和才能的學生,另一方面強化了單一的社會的階梯系統。社會價值只投注在少數專業的結果是造成大量的失敗者,凡是不能在現成教育取向下妥協的學生只能面對日漸萎縮的發展空間,美術、音樂、文學便是一例。當社會對「成功」、「有價值」的看法和標準愈趨狹隘,被排拒的學生便愈多,難怪香港人幸福指數在各大具競爭力城市排名那麽低。香港愈來愈像一個太有上進心,而能力不足的學生,她用盡一切辦法來迎合種種考試要求,而不大介意自己究竟懂得甚麽,有能力做些甚麽;她是考試專家,懂得預測題目,懂得把學習的對象收窄在某一範圍內,懂得強記取得分數的關鍵詞,所以名列前茅。然而,作為一個愛好知識,追求知識的交叉関係及實際運用,及至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素養,卻付諸厥如。

高地價政策使香港的時間和空間變得昂貴。當空間面積和金錢掛鉤;使用空間的時間又和金錢掛鉤。一般香港人便只能在短時間,小面積的空間生存、作業。一些需要時間進行的手工業、文化產業都無法生存。如果香港可以畜牧或務農,大概也只能畜養或種植一些短期能有所收成的品種,遑論建造一些需要時間和空間進行文化培育的基地,例如藝術家工作室、戲劇工作坊、非政府組識等種種文化實驗場所。因為租金昂貴,連簡簡單單的「書吧」都成為遙不可及,因為那杯 啡的價錢抵不上過小時看書的租金,香港要談文化產業,真不知從何說起。

由於香港的時鐘走得比別人快, 香港人囫圇吞棗的行事習慣也大致由此而來,所有事情都容不蘊釀和細味,難怪港人不善創造,但精於借取;不忠於工作,但好投機。無他,時間成本太昂貴而已。

香港的貴,只能造就作為國際櫉窗的角色,這櫥窗的功能是把夢賣給客人,它是示範店內被理想化了的貨品的場所。有趣的是,櫉窗的背後並沒有店鋪,更沒有工塲;有一副國際化的面孔,但沒有相應的身體。作為櫥窗的設計師,也不幸地活在自己所構作的夢中…我們的領袖,由於長時間浸淫在功利主義的生活模式下,並在其中取得成功,實在沒有能力作多角度的反省。他們看到先進國家的門面櫥窗,也往往能照辨煮碗,麻醉在美倫美煥的幻覺下,但當他們透過僅容臉孔的梳 鏡孤芳自賞,照不到鏡子以外的身體…當身體被忘記,身體衰敗時,地们仍能靠化裝品遮蓋下的容顏沾沾自喜…

對於如何成為一流城市的市民的想像,常令我感到困惑,我懷疑有多少來自社會領袖的虛榮,對於實實在在生活的大眾來說,在經濟和進步的迷思下,往往對效法進步國家的成功指標實在無容置喙。我們的市民只能被「國際最前沿」的驕傲牽著鼻子走而疲於奔命,賠上許多精力與夢想卻換來與經济成果不相稱待遇。

人文生活的缺失影響了市民的質素以至自省能力,經濟先行的神話讓市民默默忍受種種不公平的剝削、壟斷行為;香港經濟發達是因為她可以讓對社會沒承擔的商人自出自入,謀取暴利;而某些市民容忍問題存在的原因則在於希望某一天自己或下一代能成為利益集團的一份子,因此願意忍受「過渡性」的剝削。香港資源分配不公的主因是市民對自主生活缺乏想像,不自覺地成為剝削者的共謀。

香港藝術的近年變化,其矚目處不在水準漸和國際接軌,或終於成為亞洲重要拍賣市場,而在於自主空間的出現;這包括非政府組織和個人所擁有的工作室。前者是藝術界活躍份子有組織的對藝術生態鏈的自發性補充,後者則是藝術家對自主創作和生活的表現。前者自覺地從宏觀角度為香港藝術找尋出路與發展,後者則是個人對自主生命自覺性的發揮。個人覺得,後者的生存方式更值得注意,它不僅標幟著藝術家開始對專業水準的條件的要求,更是在主流生活方式以外的生活實踐;在營營役役的生活模式中找尋另類的可能、獨處的可能、慢活的可能、自身靈性發展的可能、便宜但有格調的可能…這些都需要創意、自主性和放棄主流生活的機會成本的勇氣。

可惜,當政府看到一些文化生長形式便急不及待「施以援手」,幫了倒忙,用市場政策的思維來「活化工廈」,使了資本的勢力伸展到本來被遺忘的角落,致使某些主流產業驅逐了個體的退修所。此擧看來是鼓勵了某些創意產業的商機,實則為現有的資本家國開拓新的疆域。主事者誤認個體藝術工作者是以競爭、發展這種資本主義模式來生存,而忽略了這根本是主流和另類之争、霸權和個人自主之爭、生活美學之爭、價值觀之爭…

社會存在著「藝術工作者」的這一群人,雖然被主流價值輕視或被視為需要特別照顧,實際上卻展現著主流價值外的,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這對於單一價值的貧乏提供了可能性,為鬱悶的惡性循模打開了一道缺口。這些人如果能在被視為厭惡性的工廠區成就了有意思的生活,他們也可以成為其他人的啟示,透過創意和自主思考發掘能讓自己感到驕傲和幸福的生活模式。

藝術於香港的重要性,不在於大眾所認知的形式,例如繪畫、攝影、雕塑、陶瓷等媒介上的實踐,而是它的非功利性、自主性、實驗性;相對於主流價值,它正好站在它的對立面上,所以不受歡迎。一般在主流競争下失敗的大眾要取得生活上的自主、自由,必須要放棄主流的遊戲規則,不必等候政府的覺悟或利益既得者的施與,要像藝術家一樣視生活為一種創造,一種自主選擇,並争取合理的生存空間,因為香港今日的進步成功,不是各大利益集團的功績,而是香港幾代人累績下來的身體力行的成果。

然而今日的局面,都取歸咎於一個基本的徵結,就是生活空間的成本。當個體的生活空間被嚴重約束,個體便不能發展和生長;現時,即使香港人不奢求與經濟發展同步的生活待遇,香港空間和時間已昂貴到了即使肯勤奮工作也不能自立的地步。當市民貧無立錐之地,市民的個人心性發展便被迫排斥到基本生活之外。西九的建設最令人擔憂之處,肯定不是硬件、地標之建立,而是市民無暇在時間和空間的壓力下培養對藝術生活的興趣…

香港租金之貴,不單影響市民的多元發展例如小型創意產業,但也排拒了很多和外國小型相關團體或個人的交流機會。我們不難發現,正如香港的消費已被大財團和連鎖店所壟斷,可以進駐香港的也只有隨處可見的國際是鎖品牌,或付得起昂貴租金的國際企業。無論港資或外資,一些具個性特色的小本商店都難以經營,我們可以想象,香港的國際性是只限於擁有跨國經營能力的國際企業,而不是全方位的國際性。對於個人和小團體作為社會的根基,香港的國際交流層次,只限於可見的上層建築,像一棵植物一樣,見於樹葉花朵,但未能滲透於植物的根部。當香港容不下外國年輕一輩創意人在香港生活、交流時,香港便很難真正地受的當代國際文化思潮所浸潤。當然,香港普遍歡迎大師級人物來訪,政府及財團亦樂於贊助,但不要忘記,當創意人能被一般人公認其地位時,不免在創作、新意上已成為明日黄花。

藝術、創意之事業開始時永遠都是小本經營,而且是細水長流。創作、研究之過程,更需精細之推敲和放鬆的心情及環境,香港的急與燥,只能作急功近利之擧;流風所及,已成為市民大眾見怪不怪,甚至視之為應當如此之事。當「香港方法」面臨當代世界格局不斷挑戰時,香港若不換個角度來看待所謂「成功之道」,香港價值淪亡,港人壓力爆破之期不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