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Inmedia讀者會可謂人材濟濟，除了幾位編輯之外，出席者還包括了資深的媒體工作者前輩、大專界報社老鬼，年輕力壯的學生校記、文化界巨子、藝術評論人、網絡管理人員、職業社會運動份子，還有熱心的讀者和香港電台鏘集專訪輯影隊。四個月來，香港獨立媒體弄得如此熱鬧，總算多得的會員參與。我估明天應該有人撰寫聚會的報導吧﹗閒話小說，我先寫篇後記。
話說聚會結束後，我跟一位民間記者(以下稱他F君)到灣仔吃晚飯，他現職九龍灣區某議員的助理，平時很活躍參與民間團體舉辦的活動。我對他認識不深，聽見「議辦」，總給人「打雜」的印象，每天走過鬧市，總看見馬路旁總掛著很多街板，大部份都寫著「跟進投訴，免費法律諮詢」，實質上做什麼？這次跟F晚飯的對談，卻令我對「議辦」有另一番的體會。
「其實議辦有咩野做架？係咪搞下大佛半日旅，搞下團拜、蛇宴、跟進下屋邨爆屎渠咁上下？」
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但卻告訴我一個故事。
有一天，一位女工向F尋求協助。她曾任職一家食肆的清潔工，朝早上班發覺食肆突然關門結業，據說老闆還已經走佬。關門大吉仿佛是老闆的如意算盤，因為他走佬前經已將鋪頭一掃而空，值錢的東西早已拿走，唯一剩下的就是一筆未清算的員工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女工上門尋求F的協助，希望透過議員追討應有的賠償。F就跟她提供一些「免費提供法律咨詢」，說依照一般程序，她先要跟勞工署聯絡，由他們追查老闆下落，但通常「老闆著草」的個案，最後都會「爛尾」收場。那麼，照常理推斷，政府應有一筆基金隨時準備，幫助被無故遣散的員工。經過一番程序，最後工人理應取回他們應有的東西。可是，F說：「這個過程往往包含著耐人尋味的故事」。
原來當勞工署聯絡僱主失敗之後，他們就會將個案轉介到勞資審裁處，如果法庭裁定僱員勝數，就會正式向走佬的僱主發出清盤令，清盤後才能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墊支款項，取回工人的欠薪。但整個程序往往長達一年半載，並且經過多個部門及煩多手續。F告訴我，看見女工的狀況，他不忍心說議辦最後必定能夠為她爭取公義，因為當程序到達勞資審裁處，控方將要找律師處理很多煩瑣的東西，即使向法援處尋求協助，無論如何，最後如何他們也會徵收女工一筆費用，但F自己也不能保證女工是否一定勝數，最後有可能取不到賠償，反過來要賠上一筆律師費。
F說，僱主欠下女工一共四萬元，如果依照法援處的官方計算方法，女工要先繳付一萬五千元，但不保證必定勝數。
「如果女工敗訴，咁咪又要比多筆無謂錢？就算表面上都好可能勝訴，四萬蚊最後又比政府納左萬五咪好唔抵﹗？」
激動背後，還有一連串我對女工的關心。首先，一位剛失業的基層女工，要拿出一萬五千元，談何容易？其次，訴訟的法律程序曠日持久，女工在整個過程要走訪不少政府部門，對一位基層市民來說，失業經已意味手停口停，但她還要每天出入政府部門，花費大量金錢在交通、外出用膳，可謂得不償失。而且，個案要經過漫長的法律程序，也要多番傳召當時人提供文件口供，究竟這段艱辛的時間，女工應該另覓工作，還是等待「應得的四萬元」？F說，女工現在經已找到一份清潔工作，但根本沒有時間再處理前僱主欠薪的事情。再者，清潔工人沒有Bargaining Power經常跟老闆請假處理私人事務，否則就聽炒魦。
屈指一算，老闆欠工人四萬，法緩處拿下工人萬五，再計算工人停止工作，還要額外付出的時間、交通費、外出用膳，可能未判勝訴，經已花了兩萬多了。如果工人欠下的就只有三萬或更少，究竟她們應尋求公義，還是尋找別的工作罷了？即使選擇前者，最終得來的就只有「公義」兩個字，因為應有的賠償的金錢，早已花在政府的行政官僚架構之上，難怪一些工人在沒有選擇之下，只能啞忍了事。
「難道法律只是有錢人才有資格玩的遊戲？如果真是貧光屁怎辦？」
F說其實女工的丈夫有萬多元積蓄，法援處才要求她繳交律師費，如果她身無分文，可能無需繳付費用。但根據現在的狀況，她剛好有一點積蓄，達到了法援處繳收律師費的最低指標，於是她就連僅有的積蓄也一併繳付了。
故事到這裡告一段落，最終女工是否勝訴，現在也言之尚早，但這個勞資糾紛的故事，背後反映出的是法律制度的問題，還是勞工保障的不可能？當工人的工資低到連繳交律師費，尋找追討欠薪協助的資格也達不到，法律就不再保護基層勞工？再者，試問一個勞工又怎能放棄工作，花上幾個月時間去玩這個遊戲？整個故事，好像勞工跟法律打消耗戰，多於向無良僱主取收應有的報酬。
「難道法律只是有錢人才有資格玩的遊戲？」，F說：「錯了，法律是最窮或者最有錢的人才玩得起的遊戲」，可能因為前者根本Nothing to lose，而後者就算玩輸了則Nothing seems to be l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