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兼清
始於東區太古的地區組織，「太古同怒人」為回應街坊社區放映需求，於2020年10月31日 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行了三場限定放映會支持本土電影，分別放映了《十年》（2015）、《地厚天高》（2017）和《理大圍城》（2019）。
《理大圍城》是同日三場的放映會中最後的一場，此片記錄了去年十一月反修例運動正值矛盾的高峰，以紅磡海底隧道被堵塞為背景，理工大學一帶持續約十三日的嚴重衝突，以及被困於紅牆之內的人的狀況，拍攝者可謂「搵命搏」。即便該片已入圍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競賽部份，但發行商「影意志」與各大院線洽談亦遇上諸多困難，更在上映前兩小時被電檢處評為三級片，儘管如此，經歷去年反修例運動的香港人對此片反應熱烈，亦因如此，坊間一票難求。
除了回應觀影上供不應求的情況，主辦單位亦邀請多名嘉賓一同觀賞，並於映後進行分享，刺激思考。嘉賓包括中大副教授潘達培、藝人王宗堯、《十年》中《自焚者》導演周冠威、作家鄧小樺、Chickeeduck老闆周小龍及歌手阮民安。
單位亦邀請多名嘉賓一同觀賞，並於映後進行分享嘉賓。
理大圍城發生將近一年
嘉賓的分享都不約而同提到，事件發生至今快要一年，後續的事件一直是動態發展。
阮民安提到，一如牆內人所料，這一年來清算陸續發生。如果大家只是如常生活，就會白費手足的付出。周小龍提醒大家莫失莫忘，堅持立場，無論對方如何歪曲，都要永遠記得警方的處理手法是一件錯事。王宗堯的話不多，只提到事隔多時，各人因不同原因已身處世界不同地方，只希望他們一切安好。
但香港人並不安好。2020年我們又再次迎來「坐過山車」的一年。理大衝突後云云眾多的後續事件中，無疑最標誌性的就是港區國安法生效。如果理大衝突是運動最熾熱的十三天，那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就是運動進入被雪藏的狀態。在疫情和國安法的雙重夾擊下，整個運動和香港人也彷彿進入圍城的困境。於後國安法時代，彷彿抗爭只存活在紀錄片之中，抗爭紀錄片的拍攝和放映有何意義？
王宗堯以嘉賓身份出席放映會，第二次觀看《理大圍城》仍禁不住感觸落淚。
直面紅牆內手足之苦 是每位香港人應有之責
香港人於太平盛世之初，閒時節目不過「行街食飯睇戲」，買飛入場只為逃離現實一兩句鐘的娛樂。今時今日，「睇戲」也許不為娛樂，而為直面真相。周冠威覺得觀看《理大圍城》過程是一種痛苦和折磨，因感同身受到被攝者的折磨和苦難，「但係我覺得呢個被折磨可能透過影像係有佢嘅積極意義，我哋唔係身在現場嘅佢哋，但係佢哋係為緊大家。咁我覺得好似都有個責任去睇佢哋嘅心聲，睇佢哋當日喺現場嘅情緒，去感受佢哋嘅痛苦、折磨。我覺得我哋每一個香港人都有責任去進入佢哋嘅世界。」今日香港，「行街」是義務；「去邊食飯」要慎思；「睇咩戲」亦可能變成有種責任。
《十年》中《自焚者》導演周冠威觀影後一直心情沉重。
從記錄中檢討 尋找進步的希望
鄧小樺廿多歲時亦經常觀摩世界各地的抗爭片，例如反世貿示威的抗爭紀錄，畫面中的催淚彈和磚頭同樣橫飛。她認為，觀看抗爭片除了為明白前線抗爭者的想法外，從中亦能找到「我們變得更加好」的希望。我們除了欣賞抗爭者的優秀外，亦了解到前線行動的缺陷和不完美，於是再來一次的話我們就可做得更好。「有啲朋友都會勸我移民嗰陣時同我講，呢個地方唔會再有第二次咁樣嘅運動。我唔敢話佢係唔啱，但係我唔信嘅，我有一個好強嘅信念呀，我哋係會變得更加好嘅，再有運動嚟，我哋會一次比一次進步。」
在國安新常態下如何「繼續營業」？
向前看的還有潘達培。潘達培是前《鏗鏘集》資深編導，現任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他說這是國安法通過後第一次觀看此片，感覺到要習慣一下電影圈如何處理在新常態下的運作，但他認為香港紀錄片工作者面對的環境未如大陸般惡劣。「喺大陸播播吓係會停電，根本唔會有好似依家咁舒適嘅環境去播。」他續指，內地紀錄片工作者如艾曉明，即使只有簡陋的設備於課室進行放映，也無法阻止她繼續紀錄片的拍攝和傳播。
中大新傳副教授潘達培表示很多業界後進都躍躍欲試，「有人睇就會有人拍」。
潘表示拍攝和傳播兩者是相輔相成。紀錄片工作者面對的困難很多，但仍有不少後進嘗試參與。「有人睇就會有人拍。好多同學、後生嘅都躍躍欲試想為時代做個remarks。」潘繼續解釋拍攝和放映兩者的關係。「我平時係大學教佢哋，拍唔拍到紀錄片唔關部機事，而係你個心有幾強，有幾passionate，有幾好奇，有幾著意要紀錄低一啲嘢。夠著意嘅話，攞住個手機都拍到。要考慮點樣解決嘅下一個問題就係，除咗你啲朋友睇到之外，有咩機會可以俾多啲人睇，甚至去到海外。」潘希望同類紀錄片可以於藝術中心繼續播放，讓香港人可以繼續觀賞，業界也就有拍下去的動力。
參加海外影展也是另外一個方法。潘回顧過往香港紀錄片如希望能於國際頻道播放則要達到一定資本的投入，亦要合乎西方對香港的套板印象，如拍攝傳統茶樓、濕街市等。如今《理大圍城》入圍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則能夠以香港人的視覺向國際訴說港人所想。
潘達培自豪地說：「香港人嘅故仔唔使人哋講，由我哋自己講。」
《理大圍城》記錄的是香港人集體的苦難
後記
觀畢此片後筆者有一種強烈感覺，《理大圍城》就是現代《出埃及記》。但不同的是，紅牆之內沒有人是先知，也沒有領袖，沒有人說得準下一步該如何走，說到底，每個人也只可以為自己的每一個決定、每一步行動向自己負責。從紀錄片的鏡頭中流露被攝者的激動、迷失、氣餒、內疚和絕望，一直牽動觀眾的情緒，直到抗爭者因多次進出校園嘗試逃離不果而大規模被捕，場內啜泣聲亦不絕於耳。
筆者於採訪當天拍下現場情況的照片，並即時上傳到社交媒體專頁。不久便收到幾位讀者留言查詢，表示想觀看《理大圍城》，希望求得買票渠道。正如文首所述，願意上映《理大圍城》的院線寥寥可數，可謂一票難求。但其實是次放映會也是街坊自行組織，規模有限，只可讓太古街坊報名參加。活動負責人Iris 表示，今次放映會的其中一個目的，正是讓更多香港人在困難處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在主流院線怯於政治高壓，再無法回應香港人的實際觀影需求時，街坊自發去搞放映會，也是一條可行的出路，去讓街坊有戲睇，讓新戲有人睇，也讓發行商以致各製作單位可以營運下去。
在這沒有英雄的年代，有一句話雖然「老套」，但仍然非常貼切香港現況：「自己放映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