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以為自己不可一日不讀書；然而，在過去的這個禮拜裏，除了誦讀佛經，就幾乎什麼都看不下了。唯一能夠入眼的文字，只有關於四川震災的一切報道和評論，於是我看到了李怡先生那惹起爭議的「天譴論」。天有災異，執政者要躬省其過，下詔罪己，乃係王朝傳統。畢竟，只有皇天才是制衡絕對王權的唯一力量。李先生以此提醒當局，胡佳要放，人權很重要，民主不可不實行……；在國難當頭的這一刻，這些話當然很讓人受不了。

李先生後來辯解，就算事態再怎麼緊急，異見也是必要的。他又引了內地報刊種種關於救災和測震的質疑為例，說明言論自由可以帶來進步。恰巧我也在他所說的「牛博網」和《南方都市報》等媒體上供稿，那些異見我無一略過，所以我能夠大膽地說，他們和「天譴論」還是很不一樣。無論是抨擊當局封鎖震前預測的言論，痛罵學校建築的豆腐渣工程，還是批評政府不讓外援早一步到場，大家想的都是這場浩劫下的無助災民，想的是如何可以預防悲劇，如何可以救出更多的人。而李先生的異議則是要政府在這時候好好反省它的人權問題，政治閉塞，甚至效法以前的皇帝，尚德緩刑，重斷寃獄。

李怡先生一向關懷中國的政治自由與民主，背後自當有一份強烈的愛國熱忱，於是漸漸走上了當局眼中反對派的路綫。怪的是，許多人會就此以民主鬥士自居，似乎除了民主二字，別無它事可議，國家也再無它事可做。再發展下來，遂以阻礙政治自由的執政者為仇讎，而且它的所有過失以至於所有天災人禍都能歸咎到它不民主的病根上頭。我想，李先生這番言論本來也自有道理，只不過在一剎那間，他對當局的憤懣嗔怒蓋過了他對百姓蒼生的慈悲。故此即便震災來了，我們也還是得先關注一下政府在政治改革上的過失，以死難者為其警訊。因愛國生起的執着，扭轉成另一種反向的執着，也是人性慣見之無奈。

這幾天我一直想起歐洲思想史上那個著名的譬喻，「殺一個中國人」（Killing a Mandarin）。最早是狄德羅，他提出一個問題，假設一個殺人犯跑到了中國，歐洲人會不會擔心他在那裏大開殺戒呢？應該不會，因為長江不如塞納河，太遠的地方我們顧不着。到了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 de Chateaubriand，順帶一提，老式西餐裏的『七打牛柳』就是得名自他）手上，故事開始有趣的變形。他的問題是：假如你能夠透過某種神秘的力量，神不知鬼不覺地害死一個遠在中國的富翁，然後在你法國的戶口上多了一筆驚人財富，你幹不幹？後來的作家如巴爾札克，也再三拿這個故事來做文章，因為它刺中了道德心理學的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人類有關懷陌生人的能力嗎？我們都知道這世上有共享的價值通行的律則，但是感情上，我們會不會因為時空的遼闊而阻斷了對遠方同類的切身感受呢？

更切時也更為人所知的版本來自亞當．史密斯的《道德情感論》，他先把「殺一個中國人」變成中國出了場大地震，然後他一如既往地指陳了人性的現實：一個歐洲人聽到這消息之後或許會難過會沉思，但第二天就立刻回復正常的生活與工作了。亞當．史密斯不是要大家繼續自私的本性（其實他從來都不欣賞人的自私），他希望每個人都能培育自己同情共感的能力，消減偏見與距離的障礙，不只能想像自己身邊貧苦大眾的困厄，還要能設身處地的領會遠方陌生人的痛苦。簡單地講，人應該有配得上理性道德律的同情心。

這種同情心該怎麼發展呢？讀書。我們總是活在自己有限的生活之中，不可能瞭解每一種人生的可能。但是透過閱讀（尤其文學），我們就能從可憐的囚籠裏解放出來，切身體會其他人的遭遇，其他人的悲喜。所以，有富豪因為閱讀而立志投餘生於第三世界貧民生計的改善，有異性戀者因閱讀而徹底扭轉自己固有的定見。書讀多了，應該有一份寬容博大的同情與慈悲；願與諸先進共勉。

蘋果日報 2008-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