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我為什麼還在紀念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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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麻木地看著電視新聞,從四月開始,到六月四日,每天重複地看著一些哥哥姐姐叔叔嬸嬸在吶喊,那時模糊地知道他們在追求民主自由,反對貪污腐敗。

那時我沒有留過一滴眼淚,我一度是個不會哭的人,因為認為流淚是最不能解決問題的動作,極端的功利主義教我不要哭,只要做,不做只哭,是白哭,對身體不好,划不來。

我甚至沒有參加一百萬人的大遊行,不但沒有去,而且在冷笑,那時我還不明白在殖民地遊行,對北京政府可以有怎樣的影響,我在冷笑那些出來慷慨激昂的人,在絕對安全,港英政府認可的情況之下,出來叫喊,領頭,那種行為並不需要勇氣,也不會有效果,只能出出風頭。

所以,就在大遊行當天,幼嫩的我悄悄地立下了一個願:九七回歸之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我才會開始掉念六四,因為那時候的掉念,才會真正地給政府壓力,讓死去的青年人得到平反;如果九七之後沒有人領頭,那就讓我來吧,只有生命才可以呼喚生命,只有肯付出代價,才是真正的激情。

隨著年月的流逝,思維已發生了不少的變化,但是,九七之後會開始掉念六四的心願,一直堅持著。

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日子近了,我第一次參加六四集會,第一次因為六四事件而落淚,也再一次思考要做些什麼,才是真正的有意義的掉念。

其後每年,我都會去維園,但至今仍沒有一次坐在球場內點蠟燭,我得承認,我是個比較怪的人,不是很喜歡做所有人都在做的事,但是,在維園內,我不坐在球場,並不單是因為不想成為支聯會的群眾或成為羊群,而是為了要找一個更能發揮的位置,做一些更有效的事。

於是,其後每年,我都在六四不同的攤位上幫忙賣書,因為我相信,真正的意識,來自思考,真正的掉念,來自當下的實踐。
六四於我,並不只是一場屠殺,這場由學生帶頭發起的社會運動,要求的是民主中國;民主中國並不只,也不能是一個口號,魏京生說:「民主不是賦予的」,然而,民主也不能只是一個政治制度,制度不會是萬能的,需要各樣的配合,也需要人民的意識建立,才可以是一個有效的制度。

對於強大的國家機器,無權無勇的平民百姓,暫時是無力的,但是,平民百姓仍然可以不斷地累積能量,民間可以建立地區的組織,政策研究小組,工會,行會,次文化等,在民主制度未來臨之前,先建立一個強大的民間社會,建立民間議政之風,為民主制度的來臨,做前期準備,亦只有這樣,民間才能力累積爭取民主政制的力量。

然而,當然北京的人民是因為看到底基社會的苦難才會揭杆而起的,民主制度也不一定能解決基層問題,在這個貧富已經極端懸殊的世道,層基組織顯得尤為重要,參考一些已經實行民主政制的國家,貧窮問題並未能就此解決,民主的政制,可以提供基層發聲的機會,然而不能保証基層的聲音可以變得有力,基層人民如何在眾多社會利益群體包圍之下發聲,不管在什麼制度之下,仍然是一個極大的難題,也因為這樣,我後來參加了基層組織工作。

一代勇敢的人,鮮血流盡,然後一代的其它人,對他們掉念,在淚流乾之後,繼續無聲地沉默,於是死者換來的,只有鮮花和祭文。

我不相信,當年身冒彈石,走在社會最前線的死難者,為的是今日的哀悼,所以,掉念六四,該行動於當下,希望明天見到的掉念者,也不只是在場中或場邊默默地流淚,而是可以發揮能動性,延續先行者為民請命的精神,亦為此,今日我寫下了這樣的一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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